Decentr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cultural power new concept writings, literary award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文化权力的分散与争夺：
“新概念”写作、文学评奖与当代中国文学生产
DECENTR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CULTURAL
POWER: “NEW CONCEPT” WRITINGS, LITERARY AWARD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徐 培 木
XU PEIMU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0


Acknowledgment
First of all I want to dedicate this paper to my grandmother, Wang Junqi, who
passed away 10 days after this paper was submitted for examination. She used to be an
journalist and an editor, who gave half of her life to the Chinese publishing filed.
During the writing and the fieldwork, a great many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tributed to this research. The topic was first established when I was taking a
module lectur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Yung Sai-shing. In the later stages, Dr. Nicolai
Martin Volland, who is my supervisor, has been supporting me all along during the last
two and half years, reading my proposals and drafts, making comments. I also want to
give my gratitude to Associate Professor Joseph Philip Holden, Dr. Xu Lanjun, Dr.
Esther Goh Chor Leng and many other faculty members from NUS. They helped me a
lot on this thesis with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backgrounds.
I also received supports from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Dongguan Middle school, Hengli Middle
school; an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ons: Ann Brooks, Bai Hua, Dang Yunwei, Dong
Jianhua, Hu Fanzhu, Ji Xing, Jiang Naibing, Lee Lin Chiang, Lena Henningsen, Li
Guicheng, Li Jinhong, Li Qigang, Paul Brooks, Qian Kun, Shen Zhijie, Wang Mi, Wu
Fan, Yang Jianlong, Ye Yan, Zheng Hanxiong, Zhong Junfeng. I owe a lot to my
parents, Xu Xiaonan and Shi Jun, who contacted many of the above institutions and
persons to arrange interviews and surveys.
At last, this thesis is finished for the numerous people who used to assist me but
I


whose name remain anonymous. They are students, teachers, journalists, newsstand
owners, book store employees, taxi drivers, and many other people in different ages
and in different professions. Their enthusiasm on literature reveals one of the major
topics of this research: everyone participates in literature.

II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erie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performed by the “New
Concept” writer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China. This group of writers entered the
literary market through a literary award called the “New Concept” Writing
Competition, which was organized by Meng ya magazine and the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Literary journal and literary awards functioned as institutional forces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official literary system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I argue that
such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were removed from Meng ya and the “New Concept”
Writing Competition, when the winners of the award turned to be best seller writers,
rather than subordinates to the system which produced them. The winners reinforced
their symbo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from the book market and popular culture,

when the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hesitated to recogniz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ncept” writers shows the patterns of
competition for cultural pow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ultural
power was at least partly decentralized from the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and it was
reallocated to the public according to market rules. Nevertheless, I am not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st sell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as a binary
opposition. My conclusion is that competition also brings possibilities of cooperation
and diversity. It leads the current Chinese literary field into a more balanced state,
which is operated by both market rules and aesthetic rules.

III


[Keywords]
Literary Field, Cultural Power, Symbolic Capital, Literary Award, Literary Journal,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s.

IV


目录
第一章 总论

1

一种文学社会学视角：文学场域中的“新概念”写作

2

“文坛”与中国文学场域权力机制的演变

6

当代中国的文学杂志与文学评奖

9

文化权力的分散：象征资本的民间化进程

14

风格：从抹平差异到建立差异

18

结构概述

20

第二章 双重脉络下的文学评奖活动：
“新概念”作文大赛

22

1990 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文学杂志与《萌芽》改革

22

1999 年前后的中国教育脉络

31

“新概念”作文大赛：象征奖品的颁发

33

文学评奖的催化剂作用

39

第三章 创作行为的“断裂”：青少年脉络下的“新概念”写作

46

“断裂”问卷：无法实现的文化权力要求

46

青少年文学与早期“新概念”写作

49

《三重门》
：一种自由的创作方式

53

第四章 批评话语的“断裂”
：文学的网上行动主义

59

“新概念”写作、文学批评与“韩白之争”

59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论战形式：文字斗殴

67

“韩白之争”给文学场域带来的影响

71

第五章 风格的策略：挪用、创新与资本组合

75

文学创作的经济学：文本风格的挪用与组合

75

身份的策略：“新概念”作家的社会风格

84

小结：一种弹性风格的建立

91

第六章 结论 文化权力：一种双极结构的制衡
文化权利的分散与重组

93
93

V


文学评奖模式的演变：从“新概念”到“文学之新”

95

中国文学场域的发展趋向：平衡与竞争中的多元化格局

102

附录一“新概念作文大赛” 倡议书

111

附录二 问卷调查报告

114

附录三 主要“新概念”作家简介

118

参考文献（中文部分）

120

参考文献（英文部分）

129

VI


插图一览
图一：《萌芽》杂志封面（1995 年第 12 期与 1996 年第 1 期）

26

图二：《萌芽》杂志目录（1995 年第 12 期与 1996 年第 1 期）

27

图三：《萌芽》杂志内版设计（1995 年第 12 期与 1996 年第 1 期）

28

图四：“新概念”作家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示意图

86

VII

第一章 总论

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学秩序不仅指以作家协会为代表的官方文坛的方方
面面，更重要的它指一切强有力的垄断和左右人们文学追求和欣赏趣味
的文学系统，它提供原则、标准、规则、方式，弥漫着一种威严、盛大、
高級和唯一的气氛。与官方文坛保持距离并不难，但在“诺贝尔秩序”
、
“文学史秩序”这些更具柔韧性和诱惑力的存在面前我们该如何处之？
看上去它们彼此冲突，实际上如出一辙，当它们以自身的强大权威为目
的时便是真实、创造和艺术的敌人。1

由朱文和韩东在 1998 年发起的“断裂”行为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它表明，
在固有文学秩序与新近涉入文学场域的年轻作家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虽
然以作家协会为中心的官方体制对文学的垄断作用已经遭到了削弱，但是在 1998
年左右，它依然控制着发表、出版和文学批评的大部分渠道，并通过这种权力对
文学的内容和意识形态加以引导。一方面，年轻作家若想在文学场域中取得更好
的位置，通常需要与官方文学体制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不
甘愿成为秩序的附庸，他们渴望超越体制的限制，取得更多的、独立的象征资本。
1980 年代以来，市场对文学的介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多样性，但还未能从根
本上改变旧有的文学秩序。“断裂”事件表明，年轻作家需要在创作、发表和批
评话语等方面获取更大的空间。年轻作家反抗固有文学制度的过程，也是对文化
权力的争夺过程。他们要求文化权力从制度化的垄断体系中分散出来，进入更广
大的人群手中。作为年轻作家，朱文、韩东等人对所谓的“文学秩序”提出了“断
裂”的口号。在我看来，这种“断裂”在比他们更加年轻的“新概念”作家身上
得以真正实现。
本研究将以“新概念”写作为例，结合相关的文学杂志与文学评奖机制，探
讨近 10 年来中国文学场域中的权力如何从官方流向民间。我认为，
“新概念”写
1

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见《北京文学》
，1998 年第 10 期，
页 42－43。有关“断裂”行为的详情，参见本文第三章。
1


作的演变证明中国文学评奖的模式和功能发生了转变：文学评奖不再像以往那样
具有长久的、维护文学秩序的制度性力量，它更加接近于一个聚合象征资本的平
台和工具。文学评奖不再是固有文学制度下的环节，而是以催化剂的方式催生新
的文学产品和商业利润。

文学社会学视角：文学场域中的“新概念”写作
1999 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开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
（后文简称“新概念”）
。由于该比赛的获奖者有可能在大学录取的过程中获得优
惠，它迅速取得了青少年的认可，相继产生了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少年作家，
在文学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指涉的“新概念”写作，是指与“新概念”
作文大赛相关的文学生产活动。
为了明确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首先需强调以下四点：第一，我将“新
概念”作家当成一个群体来研究，并不是按照文学作品的风格进行划分，而是按
照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进行划分。不同的“新概念”作家可能具有不同的文本风
格，但是他们参与文学场域的方式能够反映出类似的文学生产机制。我的考察重
点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由“新概念”衍生出来的文学出版活动和社会活动，
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评奖、文学杂志的功能和机制。第二，我不会涉及所有的“新
概念”作家，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对“新概念”作家进行专门研究，而是以“新
概念”写作为样本，论述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第三，“新概念”群体与目前被
广泛提及的“80 后”群体是有区别的。“新概念”写作在中国畅销书市场上带动
了青少年写作的热潮，这批青少年出生于 1980 年代，故被中国学界和舆论界统
称为“80 后”
。我认为“80 后”在文学研究中作为一个名词显得过于笼统，它包

含了所有 1980 年代出生的青少年，而批评界至今未能对该词做出具体、公认的
定义。考虑到“新概念”作家是“80 后”的一个重要群体，我将会参考部分以“80
后”为对象的文献资料，但仅限于与“新概念”写作有关的内容。实际上许多以
“80 后”为题的文献论述的正是“新概念”作家，特別是在 2007 年以前。第四，
我在论证中会使用少量 2009 年底至 2010 年的事例和文献资料，但为了保证研究
的完整性和可信度，研究的主要考察范围截止至 2009 年 9 月，即相关田野考察
2


结束时。“新概念”作文大赛至今仍在举办，由该比赛衍生出来的文学生产活动
仍在持续。特别地，这些活动与互联网高速信息平台紧密结合，信息数量多，更
新速度快，考证工作复杂，导致研究难以与该领域的现状完全同步。
在对文学评奖和“新概念”写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将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场域”
（Field）、
“象征资本”
（Symbolic Capital）、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等理论为框架，参考中西方学者近年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进
行文学社会学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布迪厄认为，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艺
术家和批评家以艺术品“无限地逃避一切解释”为由，拒绝理性分析，拒绝采用
科学分析的方法对艺术和艺术品进行客观的诠释。 2 他向这种传统观念发起了挑
战：从艺术的本质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再到研究艺术的方法，他提出了一套以
“场域”（Field）为中心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论证了科学分析与艺术分析相结合
的可能性。
“Field”是从物理学借用的名词，它在物理学中译为“力场”
；在文学
社会学中，它同样是“一个牛顿意义上的真正环境”
。3 物理学中的“力”被转化
为布迪厄所强调的“权力”（Power），成为文学场域最基本的要素。他认为一切
场域都与权力和“权力场”相关，场域的参与者就像牛顿力场中的粒子（Particle）

，
在权力场域的两极作用下对权力进行争夺，进而确定粒子在场域中的轨迹和位
置。在布迪厄看来，科技革命和商业革命在文化场域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因为金钱和权力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幅增强。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 1980 年代开始影响文学研究。 4 直到 1990 年代末，文
学社会学的范式才逐渐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得以实践。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
者有张诵圣和邵燕君。张诵圣的研究对象是 1949 年以来的台湾文学场域，她认
为市场规则在文学场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取代政治规则，使台湾文学从政治的附

2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ambridge:
Polity, 1996), pp. xiv.
3
Ibid. pp. 9.
4
关于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的具体应用，以及 1960－1980 年代其它文学社会学的思想，
参考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p. 6-13.
3


庸演变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格局。5 台湾文学场域的转变与 1980 年代以
来中国大陆文学场域的转变有相似之处，都反映了场域中政治规则与市场规则的
更替，不过还是应将两者区别对待。首先，按照张诵圣的分析，台湾文学中政治
权力的衰落早在 197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比大陆早了 10 年左右，因此台湾文学
中市场机制的发展速度比大陆快。其次，1980 年代以前的大陆文学建立在一整套
严密运作的社会主义机制之上，政治权力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这种影响直到
2000 年以后都没有完全消失。这让大陆文学场域的形态与台湾有所不同。
在中国大陆，邵燕君是第一个以“文学场域”理论对 1990 年代以来的大陆

文学场域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她主要研究了“文学期刊、出版、评奖、批评等
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并由此分析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 6
邵燕君的研究对象截止于 2000 年左右，她在结论部分指出：
“当代文学的‘市场
化’转型作为一个过程是未完成的，这也决定了作为一项研究它是开放性的”。 7
“新概念”写作起始于 2000 年左右，若从时间的跨度上讲，本文是对这种“开
放性”的回应。不过，我虽然重视市场对于文学的介入作用，却不会讨论邵燕君
提及的“市场化转型”这一范畴。 8 我会把焦点放在市场与官方文学体制、新生
作家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上。此外，本文并非像邵燕君那样对文学场域进
行全景式的分析，而是以文学杂志和文学评奖为突破口，通过个案观察文学场域
的走向。
在研究范式上，邵燕君的研究在汉语学界为大陆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应用文学
社会学方法的可能，但也反映了某些局限性。首先，布迪厄并非文学社会学方法
的唯一创始人，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发表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上半期，距今已
有一段时间。邵燕君的理论依据主要限于布迪厄本人，未能参考一些最新的文学
5

Sung-sheng Yvoone Chang,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封面页。
7
同上，页 302。邵燕君论述的最晚案例达到 2003 年初，不过她所论述的主体对象是 1990
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
8
我不认同“市场化转型”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文学研究中。邵燕君对这个词语进行了
诠释和文献回顾，但她也表示，学界对于“转型”的具体含义未有定论。邵燕君：
《倾斜
的文学场》，页 4－6。
4

社会学成果。其次，布迪厄的论述建构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之下，若要将其应用在
中国文学场域中，尚需结合中国的语境对其加以发展。1990 年代下半期以来，以
上局限性在英语学界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在贺麦晓（Michel Hockx）
、丹敦（Kirk
Denton）等学者的组织下，出现了一批与中国文学场域有关的论文。 9 贺麦晓、
金佩尔（Denise Gimpel）
、孔书玉（Shuyu Kong）等学者以文学杂志、文学社团
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专著。10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不拘泥于布迪厄的理论框架，
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个案进行实践研究，它们除了关注“文本”
（Text）之外，更加
关注文本以外的“脉络”（Context）。在贺麦晓提出的“横向阅读”（Horizontal
Reading）的基础上，一些研究开始着重关注文学产品的“侧文本”（Paratext），
例如目录、插图、排版、广告等正文以外的内容。 11
我的研究方法更加接近于英语学界的做法。以上学者将主要的视野瞄向晚
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场域，我则将他们的某些经验应用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
来。在考察“新概念”写作的文本的同时，我把它放入文学评奖和文学杂志的脉
络、文学史脉络、教育脉络和其它社会脉络中，以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流动和
分散为线索，分析文学场域中的权力的争夺与重组过程。
在约翰逊（Randal Johnson）对布迪厄的阐释中，“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
被视为“文化生产场域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资本形式”。

12

象征资本不会直接带来

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它需要一定的周期和条件转化为真正的“经济资本”。象征
资本是具有长久投资价值的，它潜藏的价值可以由持有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所决
定。如果说文化资本与艺术创作者自身的资质有关，那么象征资本则与外部社会

9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ichmond: Curzon:
1999); Kirk Denton, Michel Hockx (eds.), Literary Societies of Republican Chin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10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Denise Gimpel, 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Shuyu
Kong, Consuming Literature: Best Seller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关于“横向阅读”的具体方法，参见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pp. 118-119.
Paratext 一词的中文译法较多，除“侧文本”外，也有人译作“准文本”、
“副文本”或者
“类文本”。
12
Randal Johnson (e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3), pp. 7.
5


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认同度有关，文学市场则是这种认同得以实现的媒介。象征
资本通过文学市场向货币资本转化，转化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场域成熟化的过程，
它标志着象征资本和货币资本之间可能的转换关系。因此，当我把“新概念”写
作放在文学市场的脉络中进行解读，象征资本的流动与分配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因
素。
贺麦晓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力量分为三种：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和政
治资本。

13

这种划分考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场域的特殊性，即文学与政治之间

存在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在布迪厄有关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理论之上，贺麦
晓增加了政治资本这一特殊因素，这为研究 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场域提供
了一条新的思路：在这段时期中，国家行政和社会道德对文学的干预力逐渐减弱，
政治对于文学场域的影响力降低，市场的干预行为明显加强，文化权力从本来由
政治资本控制的官方文学体系下分散出来。在“新概念”所发生的十年（1999－
2009）中，官方文学体系虽然仍然存在于中国文学场域，但它已不像之前那样完
全代表国家和政治，而更加接近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领地。相对于贺麦晓等人研究
的民国时期，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显得更加重要。由于经济资本需要从象征资本
中转化出来，象征资本始终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这将是我的研究主线。

“文坛”与中国文学场域权力机制的演变
布迪厄认为，分析文学场域的第一步首先是将其放在权力场域中进行观察。
权力在场域中是一个相当笼统的词汇。在不同的场域中，它可以表示政治权力、
经济权力或者文化权力。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场域，因此本文所指涉的权力
主要指涉文化权力，包括自由创作的权力、出版发行的权力、文艺批评的权力，
等等。由于我是在文学市场的环境中论述文学，文化权力也会与经济权力相关，
例如出版发行渠道的支配权会直接影响经济利润。
布迪厄进一步提供了权力场域对文学场域的作用方式：“权力场域作为一种
空间，反映了各种中介与机制之间的势力关系，这些中介与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它

13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16-19.
6


们都拥有必要的资本，以保证它们在不同的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 14 对于中国
文学场域来说，这些中介和机制之间的势力关系与“文坛”密切相关。“文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与范围，通过考察它的变化，可以看到中
国文学场域权力机制的演变方式，并从文学体制的角度理清“新概念”写作的文
学脉络。本研究涉及的一些重要文学事件都涉及“文坛”，有必要先对该词的来
源与定义进行考察。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坛”的概念可追溯到晚清和民国时期。李欧
梵（Leo Ou-fan Lee）论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
，以及
与之相关的“文人”现象。15“文人”
、文学社团、文学杂志、报纸和出版机构共
同组成了各种中介与机制，掌握着文学场域的文化权力。相比二十世纪下半叶，
民国时期的“文坛”显示出相对的民间化倾向，因为国家政权对文学的干涉有限。
1949 年以后，产生了以各级作家协会为中心的政治权力机制，中国大陆的文学场
域由民国时期的“文坛”逐渐演变为被林培瑞（Perry Link）所述的“社会主义中
国文学体系”（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 16 林培瑞把这个体系的范围定
义在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早期，中间除去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培瑞比
较重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控制机制（Mechanics of Literary Control）
。他认为，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在许多方面对 1950 年代的文学体系进行了复制
和重建，政治作为一种最大的权力机制对文学进行控制。到了 1990 年以后，与
政治关系较为密切的文学活动是“主旋律”写作。
“主旋律”最初出现在电影业，
后来被应用到文学中。它首先倡导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创作，
同时允许其它文学创作的存在，即“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17 “主旋律”
今天依然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出现在官方文学体制的文学活动中，例如茅

14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s. pp. 215-216.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40.
16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
17
Claire A. Conceison, “The Main Melody Drama in Chinese Spoken Drama”, Asian Theatre
Journal, 11, 2 (1994), pp. 191.
15

7


盾文学奖就将其写进了评奖条例的指导思想中。 18“主旋律”在维护政治对文学
的影响力的同时，也反映了政治不再对文学拥有绝对权力，允许市场在文学中发
挥更多的作用。根据林培瑞的判断，
“社会主义中国文学体系”在 1990 年代出现
了衰落，这套机制在他看来并不具有复苏的可能。
“新概念”出现的 1999 年前后，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学体系”逐渐衰落、
市场机制逐步健全的时期。19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频繁地提起“文坛”一词，
但是它与民国时期的“文坛”截然不同：首先，“文坛”难以在当代文学中作为
一个独立、明确的概念出现，因为它是一个历史词汇，不是在当代文学的脉络中
产生的。与 20 世纪初“文坛”相关的文学体制和出版体制早已发生剧烈变更。
其次，
“文坛”的主体是“文人”
，而“文人”也是一个已经模糊的历史词汇。李
欧梵在分析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时指出：“文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异
化”
（Alienation），因为“一旦一个作家停止了异化，他也就不再是一个现代文人
了。” 19 “异化”作为一种受“感时忧国”之情困扰的特质，主要存在于知识分
子身上，这点在 20 世纪动荡的中国历史中更加凸显。 20 “文人”虽然不等同于

知识分子，但是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很大一片交集。然而，在最近十年的中国文
学中，包括“新概念”作家在内的许多畅销书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身上不再贴
有知识分子的标签，不再负有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感，这也意味着他们
不再具有“文人”的特质。鉴于这群作家在目前文学市场上占有无法忽视的地位，
缺失“文人”主体的中国文学场域很难再被称为“文坛”
。
另一方面，虽然“文坛”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难以让人信服，该词近年在
汉语批评界依然被广泛使用。当今的所谓“文坛”实际上已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

18

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
，页 148。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p. 137. 李欧梵在
指出，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作用下，文人身上普遍具有“异
化”的特质，即在身份上与大众产生了疏离感，见该书 pp. 247-252.
20
夏志清在他的文章“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感时忧国”
（Obsession）的困扰。这种困扰可
以概括为知识分子试图参与社会变革、改变民族命运的精神负担。Chih-tsing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r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33-554。
19

8


坛”与社会主义文艺系统的共生物。若一定要在当今中国文学场域中划出一个“文
坛”

，则应包括：
·文艺机构，包括各级作家协会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
·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历史系等文科院系；
·官方出版机构，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这类出版机构的成
立经由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批准，具有发行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简称 ISBN）的权利；
·以《人民文学》、
《收获》为首的各级作品类文艺期刊；
·文学批评界，包括以《文学评论》为首的各级评论类文艺期刊，它们由作
家协会、官方出版机构、文联和文艺科研机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此
外还应包括高等院校文科类学报，以及各类报纸和其它媒体的文艺部分。
·以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为首的各级文艺比赛和评选活动。
·由以上文学机构、文学活动接受和认可的作家、批评家，主要由知识分子
构成。
以上七类成份之间存在互相接受和认可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权力机制和利益
传输系统，它等同于韩东在本章引言中提到的“官方文坛”和“文学秩序”。在
这套机制中，文学杂志和文学评奖既是维护体制的力量，也是被维护的对象，占
有重要的地位。“新概念”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作为一个由作家协会、知识
分子和高等院校共同推出的比赛，“新概念”作文大赛派生出的文学产品和文学
活动却与固有的文学秩序背道而驰。这种现象不仅与文学杂志、文学评奖的功能
变化相关，也表明从 1980 年代承传下来的那套文学体制的权力机制发生了分解
和重组。

当代中国的文学杂志与文学评奖制度
1978 年到 1998 年间，文学评奖活动作为一套制度性的权力机制，在中国文
学场域中占据了强大的象征资本和政治资本。作家协会在评奖活动中充当了中坚
力量。评奖大多由各级作家协会主办，也可由作家协会下属的文学杂志进行主办
或协调，因此评奖的过程也是官方文学体制对象征资本进行分配的过程。资深作
9

家凭借这种资本在文学场域内获取更加有利的位置，新生作家则通过摄取这种资
本进入文学场域边缘，并向场域中心靠拢。在取得了象征资本之后，获奖作家创
作出官方文学体制所认可的文学作品，对体制进行维护，形成一套循环机制。
“新
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向新生作家颁发象征资本，但是它
培养的作家不再对体制进行维护，从而引发了文学评奖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是
文学杂志改革和文学评奖制度演变的共同产物。
2000 年以前有关中国文学评奖的研究中，学者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获奖作品、
作家的研究上，评奖活动作为一种文学场域中的权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
忽略。2000 年后，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学场域的角度关注评奖活动的社会脉络。在
这方面，范国英的博士学位论文《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是目前为止关于
中国文学评奖与文学场域关系的最详尽的研究。21 它的主要考察对象是茅盾文学
奖与文学制度的关系，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评奖机制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分类整
理。她认为不应过分强调茅盾本人与茅盾文学奖之间的偶然关系，而应把茅盾文
学奖视为“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22 除了范国英以外，邵燕君也考
察了当代文学评奖过程中“象征资本”的“颁发与转化”问题；23 王本朝则考察
了民国时期的“文学的奖励机制”。 24 以上学者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
文学评奖视为文学场域中的一种制度性力量。不过，王本朝认为这种制度在民国
时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因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国家奖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
来”
，只有“以杂志为代表的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对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25
1949 年至 1970 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文学评奖活动经历了一段空白期。26 文

21

范国英：
《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2006）。该书
已改编为同名著作出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本文所引页码以博士论文

页码为准。
22
同上，页 2。
23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页 191－239。
24
王本朝：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124－130。
25
同上，页 125。
26
在 1949－1978 年间，有三部小说获得了国外的文学奖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 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胡万春的《骨肉》获 1958 年“国
际文艺竞赛奖”）
。中国在这段时期中没有设置独立的文学奖项，只有电影“百花奖”都
10


学评奖真正成为官方文学的制度性力量，其标志是从 1978 年起开始设立的一系
列文学奖项，其中便包括茅盾文学奖。27 这些奖项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28 1978
年到 1980 年代中期，处于中国作协框架下的文学杂志和评奖活动对中国文学起
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它们不但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实现了一种流动机
制，还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促进了新文学流派的发展。这方面最早的一个例子
是“伤痕文学”的出现，刘心武的<班主任>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并与卢新
华的<伤痕>同时获得 1978 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 29
1990 年代是文学评奖功能演化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文学杂志、报纸对于
文学评奖的独立介入作用得到加强。
《人民文学》、

《文艺报》等报刊从 1978 年起
就已经参与了各大文学奖的评选。由于中国作协并不直接掌控文学的发表渠道，
比赛往往通过作协领导下的文艺报刊进行评选，获奖作品也大多发表于这些报
刊。 30 然而，文艺报刊在 1980 年代中前期扮演的角色是委托于、受制于作协，
它们并没有独立进行评选活动的权利。1986－1988 年间，包括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短篇小说奖在内的大多数全国性文学奖项停办，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由文学杂
志自主举办的文学奖和征文比赛，单是《人民文学》就在 1988 年推出了三项评

少数文艺类奖项与文学有关。孟繁华：
〈一九七八年的评奖制度〉
，见《想象的盛宴》
（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页 259－268。
27
当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文学奖是 1978 年由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
。此后中国作协于 1980 年同时发起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中青年
诗人优秀诗歌奖”
（1982 年起更名为“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和“全国优秀报告文
学奖”，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于 1981 年举办了“全国优秀剧本奖”（1994 年更名
为“曹禺戏剧文学奖”）
。作为长篇小说奖项，茅盾文学奖于 1982 年由中国作协设立。
28
关于中央政府对文艺评奖制度的肯定，主要标志之一是周扬在 1981 年 3 月 24 日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进行的发言，他提出“文学评奖是好事，要经常化，制度化”。
周扬：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
话〉

，见《人民文学》1981 年第 4 期，页 5。
29
刘心武：<班主任>，见《人民文学》1977 年第 11 期，页 17－30；卢新华：<伤痕>，
见《文汇报》，1978 年 8 月 11 日。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评奖与文学制度的具体关系，参
考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
，页 11－22，33－45。
30
事实上，文艺报刊几乎是当时文学作品发表的唯一渠道。1978 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奖”的 25 篇获奖小说最初均刊载于《人民文学》
、《文汇报》等报刊。
11


奖活动。 31
杂志主办的文学奖项最初几乎都是与企业、商业机构进行联办的。孔书玉以
《北京文学》的“企业之星”奖为例，考察了 1990 年代早期文学评奖中的“文
企联姻”现象。32 1988 年后，茅盾文学奖等由官方机构直接管理的文学奖还在持
续，不过鉴于这类文学奖规模的减少，作家协会和文联对文学评奖的直接垄断权
力遭到了削弱。至少从文学评奖的数量来看，文学杂志和商业资本开始施加更多
的影响，这一部分奖项被邵燕君称为“民间奖”。 33 然而，1990 年代中前期文学
杂志和文学评奖对于文学场域的影响，再也无法达到 1980 年代初的那种程度，
这与文学杂志自 1980 年代后期以来遭遇的普遍危机有关。孔书玉就这次“期刊
危机”考察了文学杂志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文学杂志应对危机的策略。34 对于 1990
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无论是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是读者的审美取向，都开始融入
更多的商业因素和娱乐因素。许多文学杂志连自身都面临读者流失的问题，它们
评选出的文学奖就更不可能适应文学市场的转变。此外，政府资金从 1985 年起
从文学杂志逐步撤离，使得文学杂志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同时遭到削弱。 35
在资金短缺和读者流失的双重压力下，文学杂志很难通过评奖活动对文学场域施
加影响。
在以上论述的这段时期中，文学评奖的发展开始与文学杂志的发展密切相

关。当文学评奖的主办权从作协等机构分散至下属的文学杂志，这表明文学评奖
中的制度性权力开始从官方向民间转移，这种转移在最初的几年间并不明显，因
为当时的文学杂志还不是纯粹的民间机构。到了 1990 年代初，文学杂志在官方
31

这三项评选分别为：为纪念《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而与云南宏达实业合办的“宏
达”文学奖，与贵州遵义卷烟厂合办的“银杉”文学奖，与贵州茅台酒厂合办的“茅台”
文学奖。
32
Shuyu Kong, Consuming Literature, pp. 154-156.
33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页 217。
34
Shuyu Kong: Consuming Literature, pp. 144-169.
35
关于中央政府从文艺期刊撤出资金的具体情况，参考《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
负盈亏的通知》
（1984 年 12 月 29 日）。见《中国经济管理法规文件汇编（下册）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页 1869－1870。该通知严格限制了“行政事业费”在期刊出
版方面的使用额度和使用范围，虽然允许给予某些行政级别较高的期刊定额补偿，但是
原则上要求所有期刊“保本经营”
、“自负盈亏”。
12


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一方面，当时大部分文学杂志都是由
官方创立的，创立的初衷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维护官方立场；另一方面，文学杂
志的读者是大众，特别是政府资金撤离之后，杂志需要依靠大众的购买力生存。

许多文学杂志虽然想要与大众融合，却因为缺乏市场经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孔书玉对《北京文学》等杂志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商业化进程对于中国文学杂志的影响是复杂且超乎预料的，造成的结果
包含积极和消极两面。许多“纯文学”杂志被迫将自己改造成小报，其
它杂志却在新的环境中繁荣了起来，吸引了数量可观的读者。有一点是
肯定的：就像官办出版社一样，没有任何文学杂志能够在轻视中国新兴
文化市场变化的情况下生存。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运作实践方面，几乎所
有的杂志都进行了改革。如《北京文学》所示，许多刊物不得不在肩负
社会主义理想的责任的同时，把市场视野视为一个因素加以斟酌。36

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当时的文学杂志，也适用于文学评奖。作为从社会主义文
学制度中传承下来的两个环节，文学杂志和文学评奖共同面临着如何走近大众的
问题。本由官方文学体制掌握的文化权力开始通过文学杂志和文学评奖进入大众
手中。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 1980 年代末开始，到了 1990 年代下半期，在《萌
芽》和“新概念”作文大赛身上获得了局部的成功。
我认为，在文学评奖活动中存在一种象征资本的反馈机制。与以往中国文学
评奖相比，“新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反馈机制遭到了弱化，从而造成了象
征资本的不均衡流动。在 1980 年代，获奖作家的文学观念通常与举办评奖的官
方文学体制相符合。因此，当官方文学体制以获奖的形式向他们颁发象征资本，
他们也能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活动对体制进行维护，从而完成象征资本的反
馈。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某些获奖者从评奖活动中摄取了象征资本后，并
没有对体制进行反馈——他们既没有按照官方文学体制提倡的价值和内容去创
作，也不愿遵循精英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甚至与其背道而驰。本研究将对比其
36

Shuyu Kong: Consuming Literature, pp. 168.
13

它时期、地区的文学评奖机制，论述“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象征资本不均衡流动
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种现象让文学评奖难以像以往那样成为维护体制的制度
性力量，并导致了文学评奖功能的转变。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资本从官方文学体
制逐渐流失的过程，也是象征资本的民间化过程与文化权利的分散过程。

文化权力的分散：象征资本的民间化进程
文化权力的分散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即文学创作的层面与文学批评
的层面。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了文化权力从精英知识分子流向民间的转移过
程。这一转移过程发生在“新概念”作家获奖、成名之后，它不仅反映了评奖者
与获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反映了获奖者与文学评奖背后的制度性力量之间
的竞争关系。
“新概念”写作以青少年文学为突破口，夺取了精英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
对于创作方式的支配权，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跨越了官方文学体制的主要创
作方式：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式，也是官方文学体制的标签。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对文学拥有相当
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创作而实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中
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所遭遇的局限。

37

他提出，不应把现实主

义视为具有确定特征和界线的范畴，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美学形式。对现实主义的
讨论往往集中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复杂的模仿关系上，安敏成试图抛开模仿论
（Mimesis），转而讨论文学的发生论（Poiesis），以及它的接受与社会功效。他
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主义产生之初,对现实主义寄予了过于沉重的希望，
即激励国民投身于民族危亡斗争的希望。他论述了知识分子如何逐渐意识到现实
主义的这种发生论本质，以及如何最终放弃了这个模式，并由此指出，中国现代
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因“感时忧国”之困扰而受到限制的现实主义，这种限制

37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该书已有中文译本，安敏成：
《现实主义的
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4


体现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负担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了文艺的政治
功能，从政策上将“现实主义的限制”与社会主义文学进行了绑定。由“感时忧
国”之情带来的精神负担直到 1990 年代才有所减轻，这意味着“现实主义的限
制”在此之前难以被完全超越。
安敏成所说的“限制”不仅限于现实主义，而是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的
创作活动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官方价值体系相吻合，成为一种限制文学
自由发展的体制性权力。现实主义对于青少年文学的束缚体现在“教化”的作用
与成长的主题上。在以往的文学中，青少年长期作为阅读的主体，而不是创作的
主体。由于文学在大部分情况中担负着“教化”的功能，常常由成人书写青少年
的生活。通过由成人设计的成长故事，教导青少年树立成人认可的价值观，这点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显得尤为重要。1990 年代，一些青少年开始以校园生活为
题材，自己创作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郁秀的《花季·雨季》。这部作
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叙述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并没有完全突破政治上的局
限性，是一部典型的弘扬“主旋律”的作品。 38 至少 1990 年代，虽然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教条早已在其它文学领域被打破，但是它对于青少年文学的束缚作用
依然存在。在以韩寒的《三重门》为代表的“新概念”作品中，人物不会象《花
季·雨季》那样出现明显的成长或者世界观的转变。成长的轨迹被淡化，这意味
着“教化”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遭到了挑战。韩寒等“新概念”获奖者不再像
以往的文学奖获得者那样，跟随官方文学体制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的意识形态进行
创作，这表明年轻作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创作的权力。

《三重门》在青少年文学领域带来了文本风格的自由化和多样化，表明创作
的权力从精英知识分子流向了民间。同时，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也开始从精英知
识分子手中流失。与其他的文化权力相比，官方文学体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垄断
权力显得更加难以撼动，这主要是由文学批评言论的发表媒介决定的。在 1990
年代，虽然文学创作通过畅销书市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文学批评却没有获得类
似畅销书市场那样的平台。一直到 2000 年左右，文学批评主要还是在传统的文

38

郁秀：
《花季·雨季》（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
15


艺期刊上进行，这些期刊由作协主办，主要由知识分子撰稿，来自民间的批评话
语很难出现在这样的媒介上。
文学批评若要实现象征资本的民间化，就必须寻求文艺期刊以外的媒介。当
“新概念”作家在批评话语上与精英知识分子进行了交锋，互联网正好充当了这
样一种媒介。在这里，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技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与文艺
期刊相对的媒介而存在的。为了分析文学场域内的权力争夺，我将以 2006 年的
39

“韩白之争”为例，考察互联网平台下的文学论战形式。 “韩白之争”是“新
概念”作家主动与官方文学体制争夺象征资本的表现，要求官方文学体制把文学
批评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在这场论争之后，“新概念”作家作为文学评奖的产物，
已经与“培养”他们的官方文学体制完全断裂。在同一文学评奖的评奖人与获奖
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位置争夺战。
从 20 世纪末开始，汉语学界的学者就针对互联网与文学之间关系进行了探
讨。近年来，在欧阳友权的组织下，以中南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学者群，专门
从事互联网与文学的研究。40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没有把互联网上的文学活动当

成一种文学生产来对待，即使提到“文学生产”一词，也没有把它放到文学社会
学的框架下进行系统的解读。相比之下，在研究方法上对本文更具参考价值的是
英语学界的研究。杨国斌指出，目前关于中国互联网现状的最大的两个误区是“控
制”与“娱乐”
，一种通常的假象是：
“由于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的互联网
用户只会娱乐”。 41 杨国斌认为，由于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制度被过分强调，加
之某些媒体和社会调查夸大其辞，人们的视线遭到了误导，忽视了互联网上的行
动主义运动。杨国斌的著作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向，但是学界对于审查制

39

“韩白之争”因韩寒与白烨之间关于“文坛”一词的争论而起。详见本文第四章。
相关的著作包括：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论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欧阳
友权：
《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聂庆璞：
《网络叙事学》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蓝爱国：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
（北京：中国文联出
版社，2004）
。需指出，目前汉语学界关于互联网与文学的研究多涉及“网络文学”一词。
但汉语的“网络”一词在社会学中可代表另一概念，对应英语中的 Network。为避免混
淆，使用“互联网”加以区分。
41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
40

16


度的强调也存在于文学研究，这点由贺麦晓在 2005 年就已经指出。 42 他对中国
互联网文学社区进行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审查制度的因素，是对当时研究状况的
一个有益补充。 43
与贺麦晓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在分析互联网文学论战的同时，将考虑审查制
度对于文学论战的影响。不过，我的主要考察对象不是那些被审查制度封禁、删
除的内容，而是审查制度忽略、放行的内容。我认为互联网时代对于言论的审查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严苛。与纸质媒体时代相比，它反而显得宽松了。第一，
在文学研究中，“审查”不应只包含政治体制下的强制性审查，也应包含文学体
制下的某些“软审查”。在纸质媒体时代，任何人若想在文学场域中发言，都需
要通过由中介人（Agent）的审查，他们是报刊的主编、出版社的编辑和文学评奖
的评委，等等。由于互联网平台让发言人与大众之间具有直接对话的可能，中介
人的角色被大大淡化了，导致言论的审查制度遭到弱化。第二，在政治层面上，
我将关注某些未受到审查制度限制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纸质媒体时代曾遭到
审查制度的限制。
正是文学、政治两个层面上审查制度的宽松，导致文学论战的激烈程度升級，
参与者的范围扩大，也加速了文化权力的分散过程。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 Web
2.0 的时代，精英知识分子无法再通过报刊、杂志和中介人对文学言论进行严格
的控制。任何一个普通民众都有可能介入到与文学有关的社会活动中。由于民众
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这种介入可能以非文学的方式进行，甚至以语言暴力的形式
进行，例如互联网文学论战中秽语的大量繁殖，使得文学论战无法再以知识分子
的话语方式进行。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文学论战中，也包括针对互联网上的其它
文学批评活动。精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平台下失去了一部分控制权，文学的话语
权力开始向大众流失。

Michel Hockx, “Virtual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Online Poetry
Commun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83 (2005), pp. 671.
43
Ibid. pp. 670-691; Michel Hockx, “Links with the Past: Mainland China’s online Literary
Communities and Their Anteced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 38 (2004), pp.
105–127.
42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