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luses of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2

第二章 认识“隐逸”者

第一节 “隐逸”人物与“隐逸”生活之界定

欲说清楚汉晋之间哪些人物促成史家或学者所谓的“隐逸”现象，首先必须
知道哪些人物最可能是这个时期所谓的“隐逸”者，因此本章的目的是要确认“隐
逸”者。可是，确认“隐逸”者不容易。下文所示论者对“隐逸”人物和“隐逸”
生活的各种说法清楚显示了后人的观感不一致，各有界定的尺度。

一、何等人物可称“隐逸”者

首先，被后人视为“隐逸”者的人物，除了《论语》最先言及，范晔（398-
445）沿用的“逸民”和“隐者”，
1
以及各代隐逸传记所说的“隐逸” 者、“逸
士”、“高逸”和“处士”以外，
2
还有别的可能。
隐逸传记撰者在论赞其隐逸人物时往往引《易》“君子遁世无闷”之语，或
者称述其人物所行之事为“君子”之道，
3
柱下吏老子也“隐君子”，
4
因此“隐
逸”者也可以是称“君子”的人物。我们甚至还得考虑称“贤”者，因为不管是范
晔说“逸民”，还是沈约（441-513）和邢昺（932-1010）说“隐逸”，都提到
《论语》之“贤者”（或“作者”）。
5
“贤者”尤其和“逸民”和“隐者”有不
可分割的关系，因为郑玄（127-200）和王弼（226-249）都说“贤者”是“逸
民”，

6
包氏（6-65 BC）所指的“贤者”也多被后人视为 “隐者”。
7


1
范晔除了称其记录对象为“逸民”，也称或视“逸民”野王二老、高凤、戴良为“隐
者”，范晔也在卷首提起《论语》之“逸民”伯夷、叔齐、鲁连，见范晔《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 1039。
2
《魏书》称“逸士”，《南齐书》称“高逸”，《梁书》称“处士”，其余如《宋
书》、《南史》、《北史》、《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
史》、《金史》、《元史》和《明史》都称“隐逸”。
3
《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和《晋书》的隐逸
类传记都引《易》之“君子”之道。
4
“老子，隐君子也”，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 63〈老子申韩列传〉（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1997），页 833。
5
范晔说其“逸民”“同乎作者”，作者即《论语》所说有所避之“贤者”。邢昺说：
“自古隐逸，贤者之行也”，见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宪问〉第 14 “贤者避
世”章，收入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513。沈约论“隐
逸”时亦引《论语》“逸民”章和“贤者”章，说《论语》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称”，
见沈约《宋书》卷 93〈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275。
6
王弼说有所避的“贤者”有 7 人，是《论语》“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
张、柳下惠、少连。郑玄则说辟世的伯夷、叔齐、辟地虞仲，荷蓧、长沮、桀溺，辟色的
柳下惠、少连，辟言的荷蒉、楚狂接是“贤者”，这 10 人中有 5 人（伯夷、叔齐、虞
仲，柳下惠、少连）是《论语》“逸民”。

11
这些人物还兼有“高士”的身份，
8
嵇康（223-262?）除了称其“高士” 为
“圣贤”，还把孔子指明是“隐者”的荷蓧丈人纳入其《高士传》。皇甫谧（215-
282）同样把荷蓧丈人纳入其《高士传》，再加入被后人视为“隐者”的长沮、桀
溺、石门、荷蒉，
9
以及两名《论语》以外的“隐者”东海隐者和隐人彭城老父。
长沮、桀溺、石门、荷蒉四人也被后人视为“贤者”，
10
故此四人具有高士-隐者-
贤者的重叠的身份。
此外，那些姓名不闻者，如《庄子》所记的渔父，和《史记》所记的毛公和
王生之类，以及称“幽人”、“徵士”、 “山林之士”和“岩穴之士”的人物，
甚至“名士”和“文士”，也往往被视为“隐逸”者。到底哪一个才是“隐逸”
者？即使我们假设他们都是相类的人物，我们发现史家或学者所谓的“隐逸” 者
未必就指向他们。古代有沈约说“逸”和“隐”不同，以及说《论语》的隐者荷蓧
丈人和袁淑所集的无名高士都不是可称“隐逸”的真隐或贤隐。
11
现代也有例
子。Aat Vervoorn和王仁祥都把范晔呼为“逸民”的人物和没有“逸民”之称的人
物同视为两汉的“隐逸”者。
12
Alan Berkowitz也把《晋书》〈隐逸列传〉的“隐
逸”者张忠、董京、陶潜，和未入“隐逸”传的许询同视为六朝隐逸者。
13

7
包氏说“贤者”是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7 人。见皇侃
《论语集解义疏》卷 7〈宪问〉第 14“贤者避世”章（台北：广文书局，1991），页
522。包氏所举的人物大多有“隐者”之称。其中荷蓧丈人被孔子明指为“隐者”。长
沮、桀溺则被郑玄称为“隐者”，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9〈微子〉第 18 “长沮桀
溺耦而耕”章，页 645。朱熹同说，见朱熹《论语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台
北：大安出版社，1999），页 258。荷蒉说的话则被江熙称为“隐者之谈”，见皇侃《论
语集解义疏》卷 7〈宪问〉第 14 “子击磬于卫”章，页 526。石门也被邢昺视为“隐
者”，因为邢昺说：“此章记隐者晨门之言也”，见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宪
问〉第 14 “子路宿于石门”章，收入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513。楚狂接舆则被
郑玄列为避言的“贤者”，见注 6。
8
范晔的“逸民”向（尚）长、逢萌、徐房、李昙（子云）、王遵（君公）共 5 人，是嵇康
《圣贤高士传》的高士，另 4 名“逸民”高恢、梁鸿、韩康、台佟是皇甫谧《高士传》的
高士。

9
长沮、桀溺是郑玄和朱熹都承认的“隐者”，邢昺说石门是隐者，江熙说荷蒉是“隐
者”，见注 7。

10
长沮、桀溺在郑玄所说的 10名“贤者”行列内，见注 6。石门、荷蒉则是包氏所列 7 名
“贤者”中的两人，见注 7。
11
沈约说非真隐者只能称“逸”，见沈约《宋书》卷 93〈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2003），页 2275-2276。
12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90, 196, 157, 158，196. 此外，王仁祥也把“逸民”严光，和非“逸民”樊英同视为

“隐逸”者，见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
页 190， 195。
13
Alan J. Berkowitz,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9, 211, 215.
12
除了确指其人不易，“隐逸”者是何等人物也不容易说清楚。记录“隐逸”
者事迹的史书撰者对“隐逸”者各有说法，读史者，包括研究者在内，也各有自己
的观点。
先看记录“隐逸”者事迹的史书撰者的说法。以所录对象的时代和撰者的年
代最接近本文研究时段的这一条件做考量，
14
我们可对比史书撰者对其所辑“隐
逸”人物的评论文字。
15
这些文字不约而同地指出两个特征：一是“隐逸”人物
有拒仕的言行，或者面对去就、出处、语默的问题；二是他们有令人赞誉的高尚之
“德”，足以成为模范，可以“激贪励俗”。
不过，他们到底是何等人物仍不太清楚。若说他们拒仕，《晋书》〈隐逸列
传〉纳入愿意受官的祈嘉，未坚决拒仕的王羲之和谢安则常是学者研究东晋“隐
逸”的对象；扬雄在意仕宦前途，东方朔上书求仕，他们却都被视为“在朝廷隐
逸”。
16
我们不可假设居官而称“隐”者和拒仕者的仕宦态度和人生取向是相同
的，那么，哪一个当称“隐逸”？
若说他们都是高尚的有“德”者，他们可称高尚的地方不知是王公不可屈之
志，还是其他受人敬仰的地方，如道德人品。若为后者，是哪一种道德品质？是
忠、孝、仁、义，还是轻财、轻名、轻死？何况我们知道“隐逸”者和名列〈忠义
列传〉和〈孝友列传〉者是有分别的。就拿不求名来说，韩康逃名，扬雄“求文章
成名于后世”

，
17
可是一称“逸民”一称“隐”。
18
还有，即使我们认清其道德
品质，还是不甚妥当，因为许多非“隐逸”者也有高尚品德，同样可成“激贪励
俗”的模范。

14
这里有两个考量：记录的对象和史传撰者。对于记录对象，本文只取史书记录中的汉魏
两晋“隐逸”人物。参考史家对“隐逸”人物的看法时则放宽，也参考整理后汉和两晋历
史的唐代史书撰者之说。

15
参考史家对“隐逸”人物的看法时，本文更多的根据来自范晔和范晔以后的记录，即范
晔《后汉书》〈逸民列传〉、沈约《宋书》〈隐逸列传〉、萧子显《南齐书》〈高逸列
传〉、姚思廉《梁书》〈处士列传〉、魏收《魏书》〈逸士列传〉、李延寿《南史》、
《北史》、房玄龄《晋书》和魏征《隋书》之〈隐逸列传〉。这是因为司马迁和班固尚未
为隐逸人物特立一传，他们的看法也是零星的，往往只说各别的“隐逸”人物。陈寿《三
国志》也零星地记录了一些类似人物，可是，对“隐逸”人物之作为一种类别，陈寿同样
未有说法。另一个必须指出的地方是：《魏书》〈逸士列传〉撰者的议论文字被《北史》
和《隋书》撰者整段地沿用，《南齐书》〈高逸列传〉撰者的评论文字也同样被《南史》
撰者整段地袭用。这说明了沿用者意见相同，这些对汉晋间“隐逸”人物的看法可谓唐代
史家的共识。
16
Aat Vervoorn以东方朔和扬雄为对象，研究“在朝廷的隐逸”（Eremitism at Court），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p.203-227。
1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 87 下〈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 1176。

18
注《太玄经》的范望说扬雄是“隐”者，他说：“杨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世，身
絷乱世，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范望〈解赞〉，见扬雄《太玄经》，萧天石
主编《中国子学名著集成》（明嘉靖甲申 3 年郝梁万玉堂覆宋刊两浙茶盐司本）第 87 册
（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出版，1978），页 13。
13
若说他们受称美是因为有贡献，百姓爱戴，我们不知其贡献是政治性的、军
事性的，还是文化性的。下举几种西方学者的观点便显示西方学者已经在思考这些
问题。此外，有贡献而赢取百姓爱戴的人物不局限于“隐逸”者。比如杜预善政富
民，原田万余顷，百姓呼之“杜父”，
19
两汉因品德超逸而被荐举的人物多如牛
毛，也可说明这一点。
若说他们如沈约所说的“独往”，
20
是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到底如何
“独往”法？如果他们的确“独往”，为何范晔在〈独行〉之外别立〈逸民〉？如
此“独往”的人物几乎每一代都涌现，他们的确“独往”吗？
其次看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西方学者大多承认中国“隐逸”者的主要特征
是拒仕，如Frederick W. Mote, Alan J. Berkowitz 和Aat Vervoorn都如此说，
21
也多
无异议地认为“隐逸”者人格高尚，如Frederick W. Mote说“隐逸”者是怀着儒家
信念的坚守原则者，
22
Alan J. Berkowitz说“隐逸”者德高，面对逆境、威胁和诱
惑时亦不失其正直，
23
Aat Vervoorn则说具有高尚的理念和人格的“隐逸”者与腐
败的世界格格不入。

24
不过，说到仕宦问题的细节，以及“隐逸”者的其他特
征，他们的看法就有分歧。Frederick W. Mote说“隐逸”者与恶劣的仕宦环境对
抗，说他们也是君权和政府的抗衡者，说他们生活贫困。
25
Aat Vervoorn同样主张
“隐逸”者有能力与中央政府对抗，有可能成为叛乱或革命的领袖，
26
还说“隐
逸”者可为村民提供武装保护、医药、卜测、排解纠纷、宗教、教育等服务，
27

也认为“隐逸”者是饱学、富裕，有田产的地方精英。
28
Alan J. Berkowitz未说武
装力量，可是强调“隐逸”者是学者官僚（scholars-officials），说他们是有良心，
有道德，有学问的精英。
29
中文论述亦然。既有说“隐逸”者是“政治斗争的体
现，以声名对抗王权”，说其行为是以道德抗衡，
30
也有说“隐逸”者是“清高

19
房玄龄《晋书》卷 34〈杜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031。
20
“若乃高尚之与作者，三避之与幽人，及逸民隐居，皆独往之称”，沈约《宋书》卷 93
〈隐逸列传〉，页 2276。
21
Frederick W. Mote把放弃官职者以及主动退出官宦事业者视为隐逸者，见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Wright (ed.),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da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204, 205。 Alan J.Berkowitz 把拒受官方委派
之职，不走传统之路，不求取事业成功者视为隐逸者, 见Alan J.Berkowitz, “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4,
No.4 (Oct Dec.1994), p.632。Aat Vervoorn 则说中国隐士传记主要说拒仕，见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4.
22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pp.205, 207.
23
Alan J Berkowitz ,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p.5.
24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30.
25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pp.209, 205,
26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240。
27
同上, p.239.
28
同上, pp.4, 5, 239.
29
Alan J Berkowitz ,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p.1.
30
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见《汉学研究》2002 年第 20 卷，第 1 期，页 47，49。
14
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的，
31
还有说“隐逸”者是“声闻
不彰，息影山林”和“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32

总的来说，我们对“隐逸”者的根本认识仍然不清楚，譬如说“隐逸”者的
住处。“山林之士”和“岩穴之士”形容的是居于偏远之地者，还是仅具象征的意
义？“隐逸”者若不藏身山林，若不散发岩间，他们将身处怎样的生活环境？是否
如Aat Vervoorn所说的带亲携眷过自足自养的日子？
33
既然已有“贤人君子虽居庙
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 的说法，
34
这是否说明住处，或身之所在，不是决定
一个人可否称“隐逸”的要素？那么，何者是？若说住处隐蔽与否非关要点，我们
却也见到不少遁迹深山穷谷和独居避人的“隐逸者”，如郭文、公孙永。
若看“隐逸”者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避人匿迹的陶淡和将救“人将左袵”
之局的郭瑀都同号“隐逸”，
35
因此，“隐逸”者究竟所居何处，是否避人，是
否欲济世这几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又如说“隐逸”者的出身。野王二老是捕猎的平民村夫而称“逸民”，戴逵
是工书、琴、画的名门学者而号“隐逸”。到底“隐逸”者有无财富和特定的社会
地位？上举西方学者对这一点便有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至少要能指出他们的营
生之道，说清楚其生计和非“隐逸”者的是否有别。
对他们的学问和思想来源，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一方面有中西学者在讨论儒
隐、道隐的问题，
36
一方面有A.R. Davis 和Aat Vervoorn指出区分二者的不必要。
37
不管赞同他们的意见与否，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史家所说的“隐逸”者的“艺
业”，
38

“学艺”
39
究竟指什么，至少也应该尝试了解史家所说的“隐逸”者

、

31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序（上海：中华书局，1943），页 1。
32
鲁迅〈隐士〉，见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上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73），页 228。
33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p.8-9.
34
“隐逸”者辛谧之语，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47。
35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4，2455，2460。
36
谢大宁、郜积意、A.R. Davis, Frederick W. Mote, Aat Vervoorn, Alan J. Berkowitz都做过相
关的讨论，他们的讨论还包括法家的隐观。谢大宁〈儒隐与道隐〉，见《国立中正大学学
报》人文分册第 3 卷第 1 期，1992，页 121-147；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页 27-53；
A.R. Davis, “The Narrow Lan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ast Asian History, No.11 (June 1996), pp.33-44;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pp.203-240; Aat Vervoor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remitism”,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XV (1984), pp.249-295;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Alan J. Berkowitz,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37
A.R. Davis认为虽然孔子所遇之隐士常被视为代表道家思想的人物，到了汉代，强分儒
道思想之别是行不通的。Aat Vervoorn 认为隐逸者的思想很少是单纯地承自一学派的。见
A.R. Davis,

“The Narrow Lan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36; Aat Vervoorn,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 p.195.
38
“文以艺业”，见萧子显《 南齐书》卷 54〈高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925；以及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 1856。
15
“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代表什么想法，然后判决“隐逸”者是否的确“无
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
40
也该看“隐逸”者和“性”、“性分”、“自
然”和“无为”有什么关系。
41
即使不以“性”、“性分”、“自然”和“无
为”为讨论的中心，也应该要能明白今人所说“隐士是德行道术都很高明的贤者”
之意，
42
至少要能说得出“隐逸”者的德行和道术与非“隐逸”者的德行和道术
有没有差别。

二、何等生活可称“隐逸”
有分别的，说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其拒仕想法的人物才是真正
的“隐
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鸣”所显示的已是两种不同的
生活。
都相当不一致，因此，
何等人物与生活可称“隐逸”这两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章已经指出 Alan J Berkowitz 认为真实的“隐逸”生活和文人想象的
“隐逸”生活和是
逸”者。
其实，无论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论者所谓的“隐逸”生活往往有差距。如
果接受Alan J Berkowitz的观点，那么，所谓“隐逸”生活，指的只能是那些真正的
“隐逸”者所过的生活；可是，何人当称真正的“隐逸”者？陶潜和王维所过的生
活是很不同的，可是陶潜（365-427）和王维（701-761）都是后人心目中的“隐
逸”者。若以史传记录所反映的生活为据，单看《晋书》所描述的，便有“衣单
布，寝土床，食臭敗之物”，“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和
“高楼重阁…奇木翁郁”，“修室第围馆丽车服…不废妓乐”的差别。
43
如果承
认现实有可能引发想象，那么，从想象图景中捕捉一点现实生活的影子也不是完全
没有可能的；可是，单看文人的想象，“采薇山阿，散发岩优，咏啸长吟”和“望
流川，坐
44

以上所举后人对“隐逸”人物的住处、出身、经济条件、仕宦行为和所扮演
的政治、社会、文化角色, 还有生活方式的观察，甚至想象

39
“学艺可范”，见姚思廉《梁书》卷 51〈处士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732 。
40
李延寿《北史》卷 88〈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908，魏征《隋书》
卷 77〈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752。
41
见第 1 章注 18。
42
郜积意〈汉代隐逸与经学〉，页 5。

43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卷 79〈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450，2460，2453，页 1369。
44
嵇康〈幽愤诗〉，见戴名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 32；
成公绥〈啸赋〉，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59（北
京：中华书局，1965），页 1795-1796。

16
第二节 史渊源之提示
难以取舍，不如追本溯源，从传统典籍如何说“隐逸”
人物那里开始寻找线索。

一、 “逸民”、“隐者”、“贤者”
语》所载“逸民”、 “隐者” 和“贤
者”可
寥
肯定“逸民”就是“隐
”者的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观察范晔之“逸民”。

二、“高士”
历

既然各家说法不一，

第一节已经指出《后汉书》〈逸民列传〉、《南齐书》〈高逸列传〉和《宋
书》、《晋书》、《北史》、《隋书》之〈隐逸列传〉撰者都远溯《论语》，都说
起《论语》之“逸民”、 “隐者” 和“贤者”（或作者），
45
朱熹（1130-1202）

也称“隐逸”者为“逸民”，
46
因此，《论
谓后世所称“隐逸”人物的原型。
可是，《论语》的记录实在过简，我们对七名“逸民”所知仅有名字，寥
数语的描述，其中还有两人事迹不可考。由于范晔正式呼一群两汉人物为“逸
民”，并直言不讳其“逸民”以《论语》“逸民”为宗，因此，若《论语》无法提
供足够的线索，只好退而求其次，从范晔之“逸民”身上寻找更多说明他们是何等
人物的根据，因此有必要观察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之“逸民”。即使范晔
之“逸民”与《论语》之“逸民”有出入，单凭后人大致
逸

前文（页 12 注 8）已经指出范晔九名“逸民”取自嵇康和皇甫谧所辑的
“高士”，
47
以及“高士”与“贤者-逸民-隐者”身份复杂的情形。高士的多重
身份说明两种可能：第一，有些“高士”具有“隐逸”者的特征，第二，“隐逸”
者可称“高士”。欲判断哪一个可能性更高，不去观察嵇康和皇甫谧的“高士”是
不可能知道的。此外，嵇喜（约 265）说嵇康“高士”是“上古以来圣贤、隐逸、

45
《南齐书》〈高逸列传〉和《宋书》、《北史》、《隋书》〈隐逸列传〉撰者在论述其
人物时都提到“逸民”；《晋书》〈隐逸列传〉撰者则将其“隐逸”者董京（字威辇）和
展禽、尚平并比，展禽即《论语》“逸民”柳下惠，尚平则为范晔“逸民”向长，嵇康
《高士传》作尚长。见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63。习凿齿则把董京纳
，
史》〈隐逸列传〉的“隐逸”者陶潜为“逸
说：“陶渊明，古之逸民”，见朱熹《朱子语录》 第 8 册，卷 136〈历代〉3

入其《逸

人传》，见李昉《太平御览》卷 532〈礼仪部〉11〈社稷〉（北京：中华书局
1998），页 2416。
46
朱熹视名列《宋书》、《晋书》、《南
民”，朱熹
（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3243。
47
见注 8。
17
遁心、
也”。
51
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高士”有什么可称高的地方，这
可称高的地方其实便是“高士”的特征，因此，无论怎么说，都得观察嵇康和皇甫
谧的“高士”。

“隐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
52
指的是民间有“茂异”之行，应该
召见的
逸
年代比较接近本文
研究时段的则是房玄龄（579-648）等编撰的《晋书》〈隐逸列传〉所纳的“隐
逸”人
、其他传记中的 “逸士”、“高士”、“隐士”、“名
士”、
遗名者”，
48
欲知嵇喜语“圣贤、隐逸、遁心、遗名”指的是“高士”怎
样的特征，也只有观察嵇康的“高士”才能有答案。

如果我们参考虞孝叔、魏文帝（220-226 在位）和宋武帝（420-422 在位）
的看法，我们可能会更支持“隐逸”者可称“高士”的说法，因为虞孝叔视《宋
书》和《南史》都记录的“隐逸”者宗少文为“高士”，
49
因为魏文帝说《论
语》之“逸民”鲁仲连是“齐之高士”，
50
宋武帝则说沈约的“隐逸”者周续之
“真高士
三、隐逸传记里的“隐逸”者

人物，我们不知“茂异”指什么，只知指在野不在朝，而且是朝廷有所求的
人才。
最早正式将所辑“隐逸”人物正式称为“隐逸”者的是沈约《宋书》〈隐
列传〉。不过，沈约所辑“隐逸”人物是晋宋之间的人物。
53
物。因此本文将观察《晋书》〈隐逸列传〉的人物。

四
“文士”

48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21《魏书》〈王粲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页 605。
49
虞孝叔把《宋书》和《南史》都记录的“隐逸”者宗少文纳入其《高士传》，见李昉
《太平御览》卷 474〈人事部〉115〈礼贤〉，页 2178。
50
魏文帝〈煌煌京洛行〉，见沈约《宋书》卷 21，志 11，乐 3，页 618。
51

沈约《宋书》卷 93〈隐逸列传〉，页 2281。
52
“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 卷 86〈何武传〉，
页 1145。
53
本文研究止于两晋，因此不纳沈约所记的晋宋人物，虽然其中一人周续之住在庐山，与
陶潜共有隐名，有与陶潜往来的可能。不过，周续之是推行佛教活动的莲社成员；而信仰
天师道的陶潜虽因释慧远“许饮”而参加莲社的活动，但似乎不热衷，“忽攒眉而去”，
见无名氏《莲社高贤传》，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四编（台北：新兴书局影印，1978），
页 418。本文还有不纳周续之的另一理由：《晋书》〈隐逸列传〉所载的两晋人物里也有
类似周续之者，如谢敷和刘程之。再者，除了周续之，这些晋宋人物的活动年代都比陶潜
的晚，说他们与刘宋统治者间有无互动，会比说他们与两晋统治者有无互动更为恰当，视
他们为刘宋时代的人物也比说他们是两晋人物更贴切。如果因为周续之与陶潜大约同时而
纳入晋宋人物，但又不接下去研究南朝，甚至北朝的情形，就不成一完整系统，而要如此
进行，本文实受研究时间局限，不得不止于两晋。
18

其他传记如皇甫谧《逸士传》、《达士传》、《逸民传》，虞槃佑《高士
传》，孙绰《至人高士传赞》，习凿齿《逸人高士传》，孙盛《佚人传》，阮孝緒
《高隐传》，袁淑《真隐传》，周弘让《续高士传》，张显《逸民传》，袁宏《名
士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刘义庆《江左名士传》，袁敬仲《正始名士
传》，張騭《文士传》等或也收罗了一些隐逸类人物，惜多已佚或仅存残篇条目，
54
水（1509-1574）《贫士传》。
”类人物。其
中《高士传》人物将有所筛选，因为本文研究时段上限是两汉，两汉以前的人物，
如段干木、范蠡，和带传闻色彩的，如许由、善卷，将不考虑。不过，《论语》所
载原型人物是所有相关讨论都说的，十分重要，而且如以上讨论所示，这些人物和
他们所
一、《论语》之“逸民”、“隐者”、“贤者”

下看《论语》之“逸民”、“隐者”、“贤者”是怎样的人物，和具有什
么特征

依据“逸民”章，七名“逸民”可分成三类：伯夷、叔齐是“不降志辱身”
隐居放言”者，余下朱张无
无以观察其人物，故本文仅能观察尚存的这类传记所辑的人物，如较晚出的黄
姬

第三节 “隐逸”之特征

基于以上已说的理由，以下将观察《论语》、范晔《后汉书》〈逸民列
传〉、嵇康和皇甫谧《高士传》和《晋书》〈隐逸列传〉里的“隐逸
代表的思想影响深远，因此不受研究时段这一考量的制约。

以
。

（一）“逸民”
据“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一语，
55
可知“逸民”如果不是能令天下
归心，就是能使“举者”得天下心，他们是统治者欲“举”的招揽对象。
者，柳下惠、少连是“降志辱身”者，虞仲、夷逸是“
描述语。

54
这些传记虽存目于《隋书经籍志》或《旧唐书经籍志》，但皆未见于较晚的书目如张之
洞《書目答問》或文集辑本如严可均《全晉文》、《全宋文》。它们的亡佚详情，可参考
熊明〈生命理念的投射：嵇康与《圣贤高士传赞》〉，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学报》，

2004 年 11 月第 6 期，页 4-10。
55
《论语》〈尧曰〉第 20。
19
除了事迹不详的朱张，少连，
56
其余“逸民”都面对仕宦选择的问题。
《论语》说第一类（伯夷、叔齐）“不降志辱身”。伯夷、叔齐拒食周粟，
57
郑
玄解“不降志辱身”为“不入庸君之朝”，拒食周粟和不入庸君之朝说的都是拒
仕。《论语》说第二类（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柳下惠事人且遭黜，也是
面对仕宦问题。第三类（虞仲、夷逸）“隐居放言”，也和仕宦选择有关，因为虞
仲逃仕，夷逸拒仕。虞仲为了让吴而逃窜荆蛮，
58
夷逸则在旁人劝仕时说：“吾
譬则牛，宁服轭以耕于野，不忍被绣入庙而为牺”。
59
这五人或拒仕，或逃仕，
或遭黜，事迹全都与仕宦选择有关。
逸

何晏说“逸民”是“节行超逸”者。
60
班固则说“逸民”是“未尝仕”
者，还说四皓、严遵、郑朴这几名“未尝仕”者足以“激贪励俗”，是近古之“
民”，
61
可见班固的“逸民”定义是“未尝仕”和品德高尚。根据颜师古则“逸
民”是“隐处”的有“德”者。

62
颜师古说“有德”，可能是发挥班固所说的
“激贪励俗”的看法，但我们仍不知道“逸民”有哪些足以“激贪励俗”的高尚品
德。我们也不知道何晏所谓的“节行”是什么，以及“节行”是否便是班固和颜师
古都说的品德，只知是能令天下归心的品质。如果我们确知这品质是什么，我们就
能说清楚“逸民”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多看一些例子，比如说观察范晔的“逸
民”，才有办法弄清楚。
以上各说的共同点是：“逸民”是逃仕，“未尝仕”，面对仕宦问题的人。
班固和颜师古认为他们有品德，颜师古还说他们“隐处”。
此外，“隐居放言”的意思不清楚。《论语》明言“隐居”的是虞仲、夷逸
两人，虞仲居荆蛮之地，是偏远之地，夷逸居处未详，其他不称“隐居”的“逸

56
朱张身份说法不同，但注疏家多说不详。王弼说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见皇侃
《论语集解义疏》卷 9〈微子〉第 18“逸民”章，页 658。朱熹则说朱张不见经传，见朱
熹《论语集注》〈微子〉第 18 同一章，收入《四书章句集注》，页 260。刘宝楠则说：
“朱张行事当夫子之时已失传，故论列诸贤，不及朱张，但存其姓名于逸民之列”，见刘
宝楠《论语正义》卷 21〈微子〉第 18 同一章（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 726。至于
少连，朱熹说少连“事不可考，但引《记》称少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忧”，见朱熹《论语集注》〈微子〉第 18 同一章，页 260。刘宝楠则说：“据
《礼杂记》：孔子曰：少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
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 21〈微子〉第 18 同一章，页 727。
57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 卷 61〈伯夷列传〉，页 826。
58
虞仲是谁有二说：一是太伯之后周章之弟，二是太伯之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 21
〈微子〉第 18“逸民”章，页 727。
59
事见《尸子》，同上，页 727。
60

何晏注，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9〈微子〉第 18“逸民”章，页 656。
61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72〈王贡两龚鲍传〉，页 1003。
62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21 上〈律历志〉1 上，页 341。
20
民”则伯夷、叔齐藏首阳山，柳下惠未详。居荆蛮之地和藏首阳山可谓情况相同，
可是虞仲称“隐居”，伯夷、叔齐不称“隐居”。若说“隐居”不指居处，而是
“出仕”的反义，虞仲、夷逸两人和伯夷、叔齐同样是“出仕”的反义，可是或称
“隐居”或不称“隐居”。若说“隐居放言”应该作一词解，虞仲、夷逸具有“隐
居放言”的特征，而其他“逸民”并不“隐居放言”，我们还是不能确定“隐居放
言”指什么。若据注疏家解释，则有二说，包氏解“放言”为“不复言世务”，
63

“不言世务”有不仕的含义，吻合以上所说的“逸民”义；可是，李贤却说“放
言”是“放肆其言，不拘节制”，
64
因此“逸民”的特征除了逃仕，“未尝
仕”，面对仕宦问题，有品德，“隐处”，还有其义不明的“隐居放言”。

（二）“隐者”

上文已说除了孔子明指的荷蓧丈人以外，长沮，桀溺、石门、荷蒉都被后人
视为“隐者”。这五人中有三人姓名不详，不是农耕便是操贱业，都说过不赞成或
批评孔子的话。
荷蓧丈人“欲洁其身”而“废君臣之义”，
65
是最明显的拒仕者。长沮和
桀溺向子路自称为“避世之士”，欲揣测“避世”之义，可参考郑玄的话。郑玄说
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一样是“避地”的“贤者”，

66
可见认为他们和荷蓧丈人
同类，故“避世”与“避地”相同，都是为了拒仕。石门守讥孔子“知其不可而为
之”，
67
荷蒉说孔子不能拿捏“深则厉浅则揭”道理，
68
这两人主张在“知不
可”之时，选择“不为”。这两人居下位，或操贱业，都不赞成孔子积极有为，换
句话说，不积极主仕。
这些例子说明《论语》里的“隐者”的主要特征是不仕，或不赞成积极有
为。其他特征还有姓名不详，身份微而不显。至于居处，这几名“隐者”都不藏匿
于深山大泽，他们都在农耕处和城门遇见路过的孔子，因此，他们之所以称
“隐”，应该是与姓名和地位不显比较有关系。

（三）“贤者”

《论语》“贤者避世”章并没有明说“贤者”是谁，只说他们避世、避地、
避色、避言，作之者七人。注疏家对指谁和人数多少各有所说。
69
《论语》也没说


63
包氏注，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9〈微子〉第 18“逸民”章，页 656。
64
李贤注，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 21〈微子〉第 18 “逸民”章，页 739。
65
子路对荷蓧丈人的看法，见《论语》〈微子〉第 18 “子路从而后”章。
66

“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7〈宪问〉第 14 “贤者避
世”章，页 522。
67
《论语》〈宪问〉第 14 “子路宿于石门”章。
68
《论语》〈宪问〉第 14 “子击磬于卫”章。
69
见注 6，注 7。
21
“贤者”有所“避”的原因。可是，孔子曾告诉子贡说伯夷、叔齐是古之“贤
人”，
70
而且王弼和郑玄同说，班固也说孔子因为伯夷、叔齐不降志，不辱身而
“贤”之，
71
我们就从多数者，同意伯夷、叔齐就是“贤者避世”章所说的“贤
者”，以伯夷、叔齐事迹为据，我们可说“贤者”是为逃仕而有所避的人物。
不过，我们不该无视注疏家所说的其他“贤者”。把王弼、郑玄、包氏所举
的“贤者”列出来，除去伯夷、叔齐和重叠者，我们有“逸民” 虞仲、夷逸、朱
张、柳下惠、少连；“隐者” 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和无称号的
仪封人、楚狂接舆。
“逸民” 和“隐者”的特征已经说了，我们只须看仪封人和楚狂接舆是怎
样的人。仪封人是守邑之小吏，视孔子为将救天下之木铎。皇侃也说仪封人是微贱
的“贤人”。
72
郑玄说接舆避言，
73
朱熹则说接舆避世。
74
既然伯夷、叔齐避世

（郑玄说），我们也以伯夷、叔齐为据，而说楚狂接舆或也逃仕。
75

《论语》人物以外，和伯夷、叔齐一样不肯居位而逃奔的还有《左传》人物
子臧。子臧也被杜预（222-284）视为“贤者”。
76

根据以上所说，“贤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有所避，避的原因虽不明确，以
伯夷、叔齐事迹为据，多半与逃仕有关。有的“贤者”有放言或狂的特征（楚狂接
舆、虞仲、夷逸），有很多居下位（柳下惠、仪封人、石门、荷蒉、长沮、桀
溺），有一些姓名不显（荷蓧丈人、石门）。
总的来说，《论语》里的“逸民”大多面对仕宦问题，“隐者”则姓名和地
位不显（无姓名、居下位、操贱业），而“贤者”有避的行径，其中普遍受承认的
“贤者”是逃仕的伯夷、叔齐。“逸民”、“隐者”和“贤者”三者往往身份重
叠，都与仕宦选择有关。其他特征如有品德，“隐处”， “隐居放言”等不明确
的地方，需要寻找更多的“贤者”-“逸民”-隐者例子才能说明白，《论语》以
外，这些例子就集中在范晔的〈逸民列传〉。

二、〈逸民列传〉之“逸民” 、“隐者”

70
《论语》 第 7〈述而〉。
71
王弼和郑玄都指伯夷叔齐为《论语》“贤者避世”章的贤人，见注 6，班固之说，见班
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72〈王贡两龚鲍传〉，页 1003。
72
皇侃说：“封人是贤者”，“恐诸弟子嫌我微贱”，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2〈八
佾〉第 3 “仪封人请见”章，页 109。
73
见注 6。

74
“佯狂避世”，朱熹《论语集注》〈微子〉第 18“楚狂接舆歌”章，页 257。
75
皇侃说楚狂接舆因为昭王政令无常而被发佯狂不仕，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微子〉
第 18，页 644。 邢昺同说，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微子〉第 18，见阮元《十
三经注疏》下册，页 2529。
76
子臧被诸侯共推为曹公，辞而不受而逃奔宋。子臧事迹，见《左传》成公 13 年和 15
年。子臧辞让时曾说：“圣人达节，次者守节”，杜预解“次者守节”为“贤者”，见杜
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 27，收入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1914。
22
范晔所描述的 26 名“逸民”当中有 18 人不仕，
77
而且 18 人当中有 14 人
用各种逃避策略拒受官职，他们拒仕的方法包括婉拒（周党、法真），闭门不出
（井丹、向长），迁居偏远之地（逢萌、周党），逃遁深山（戴良、韩康），变易
姓名（梁鸿），假托老耄（逢萌），佯狂称傲（王君公、严光），甚至自污以求免
官，自污法也有好几种，包括改行为商贩（王君公）、巫家（高凤），涉入官司诉
讼（高凤），或犯法与官婢通等（王君公）。另有 6 人虽未有拒仕的言行，但都不
居官，
78
这说明范晔的人物，不管是称“逸民”或“隐者”，拒仕或逃仕的特征
最明显。

仕。
韩康不念旧恶，搭救夺其牛的亭长，周党家财散与宗族，免遣奴婢等。有的“逸

接着看范晔的人物是否具备其他特征。范晔常以“节”形容其“逸民”。范
晔说《论语》 “逸民”鲁连有蹈海之“节”，
79

也说高凤、郑均、
80
谭贤、殷
谟、梁鸿、戴良、王霸、冯冑等有“节”。
81
除了郑均和冯冑，这些有“节”者
都是“逸民”。
鲁连助赵拒秦，但拒受平原君之千金封赏，再三辞让后远逃。
82
郑均则虽
帝王一再赏赐，屡拒为尚书。
83
冯冑弃官逃遁十多年，其余“逸民”皆弃官或拒
仕，因此，这些有“节”的“逸民”，加上有“节”的非“逸民”郑均和冯冑，与
鲁连的共同点便是拒受官爵，而且他们都宁逃也不屈。因此，范晔所说的“节”应
指拒仕，指“逸民”不屈的精神。范晔所说之“节”，很可能便是何晏所说的“节
行超逸”，因为除了事迹不详者以外，何晏此说所指的“逸民”伯夷、叔齐、虞
仲、夷逸都有这种精神和特征。柳下惠既然能有“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
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的想法，
84
亦可见其坚持不改的精神。上文提到的《左
传》“贤者”子臧逃仕，而自称“守节”，亦证“节”是拒仕的不屈的精神。因
此，以范晔所形容的“逸民”的 “节”为据，我们所见“逸民”的特征还是拒
再看范晔的人物是否有班固和颜师古所说的特征。先看品德。范晔说“耿
介”的“逸民”身处“邪孽当朝”之境，“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
85

可知“逸民”的品德之一是“耿介”。其他美行还有：梁鸿劳作以承担失火之失，

77

这 18 人是韩康、台佟、逢萌、王君公、梁鸿、高恢、王霸、周党、井丹、向长、谭
贤、殷谟、戴良、严光、高凤、矫愼、法眞、庞公。
78
这 6 人是野王二老、汉阴老父、陈留老父、禽庆、马瑶。
79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80
“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同上。
81
谭贤、殷谟“守节”，梁鸿尚“节”（因此乡里慕其髙“节”），王霸有清“节”，戴
良有诞“节”，冯冑有清白之“节”，见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
传〉，页 1041，1042，1044，以及〈方术列传〉上，页 1025。
82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 83〈鲁仲连邹阳列传〉，页 976。
83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57〈郑均传〉，页 472。
84
朱熹《孟子集注》〈萬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章，收入《四书章句集注》，页
439。
85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23
民”还有道德感化力量，如逢萌“人皆化其德”，马瑶“所居俗化”，
86
高凤感
化邻人，使他们停止争讼。这些品德的确是可称高的，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无
“逸民”之称者相异的地方，也不是范晔称他们高尚的原因。因为范晔在卷首说
“逸民”不事王侯是“高尚其事”，并称尧不能屈的许由“高”，
87
据此可知范

晔以他们之拒仕为高。

再看颜师古所说的“隐处”。
如果看这 26 名“逸民”的居处，共有 11 人山居，包括两名凿穴为室者矫愼
与台佟，
88
还有两人远迁（周党、逢萌）。虽然近乎一半“逸民”居于深山或偏
远之地，但他们未刻意藏匿形迹，也不脱世离群，因为 11 名山居者当中仍有 7 人
与妻子、子女共住，
89
他们大多有朋友、邻人、门生，况且凿穴为室的矫愼、台
佟仍然有探访者和交游者。此外，还有两人住在热闹的市井、京城中（王君公、井
丹）。
号称“隐者”的野王二老、高凤和戴良都不是姓名不显，身份卑微者或绝世
的人。
90
高凤是名儒，教授门生，排解邻人纠纷；戴良有家小，为女儿安排婚
事，还遭郡县催逼就仕，野王二老捕猎时不忘拦道警戒光武帝。如果看行踪，像台
佟一样“隐逸终不见”的“逸民”极为罕见，仅有 4 人最后莫知所终（陈留老父、
禽庆、向长、台佟）。不管是看居处，看姓名身份，还是行踪，范晔的人物都很难
说“隐处”。
再看“隐居放言”。范晔说“隐居”的“逸民”只有向长、周党、王霸、梁
鸿 4 人。其他特征相似的“逸民”， 范晔不称“隐居”；而且〈逸民列传〉以
外，范晔还称许多其他人物“隐居”，
91
可见“隐居”不是“逸民”专有的特
征。
既然已称“隐居”，我们不妨看看这四人“隐居”的意思是什么。向长和梁
鸿山居，但都有朋友、妻小，不山居的王霸、周党亦然。四人都不住在隐蔽处，都
非独居者，也不是身份或声名隐晦者，也不是像野王二老那样最后莫知所终的“隐

者”，却都称“隐居”。可见范晔说“隐居”时，其义不指偏远的居处、不指离群
绝世、不指不显的姓名身份，不指隐匿的行踪。

86
同上，页 1040，1044。
87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
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88
山居者 11 人是：韩康和梁鸿入霸陵山中，严光耕于富春山，高恢隐华阴山，高凤教授
西唐山，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逢萌入琅邪劳山，矫愼隐遯山谷，因穴为室，马瑶
隐于汧山，戴良逃入江夏山中，庞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登鹿门山不反。
89
有家眷的 7 名山居者是梁鸿、高凤、逢萌、戴良、庞公、向长、周党。
90
范晔直书野王二老是“隐者”，其父范泰称高凤为“隐者”，戴良则把 5 个女儿教至有
“隐者”之风。
91
范晔称“隐居”的还有无“逸民”之称的人物，人数更多，他们“隐居”的目的有为避
患的，有为修秘术的，也有想读书、著述、教授的。例子有刘根、公沙穆、王符、杨震、
张玄、张超、任棠、姜歧、申屠蟠，未尽举。
24
既然孔子曾说“隐居以求其志”，
92
就依孔子的提示，看这四人“隐居”
的目的。这四人全都不欲仕，三人有“节”名（梁鸿、王霸、周党），一人（王
霸）宣称欲守“志”。虽然梁鸿妻说过闻其夫欲“隐居”避患的话，梁鸿也的确曾
经写诗得罪皇帝，结果必须改易姓名，迁居齐鲁之间以避患。不过，在灾难发生之
前，梁鸿已有“高节”之名，并告诉慕其“高节”的妻子说欲“隐”深山，妻子亦
答说她有“隐居”之服，可见夫妇对答之际所言之“隐”或“隐居”，非为避患，

因为患尚未生。那么，梁鸿“隐居”目的应与其高“节”，也就是不欲仕更有关
系。梁鸿妻说的“隐居”避患的“患”，更有可能是指有损梁鸿高“节”的“患”
（改“节”之患）。就算我们存疑，承认梁鸿的确“隐居”以避患，其余三人的
“隐居”目的都是不欲仕，他们的意愿还称为“志”或“节”，因此，所谓“隐居
以求志”，只能指避仕的生活方式。
若据包氏“不言世务”义，这不仕的四人都可称“隐居”；若依李贤“放肆
其言，不拘节制”义，则只有王霸一人说：“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勉
强算是“放言”。其实比起倨傲的严光，王霸的语言还是相当拘谨的，何况听他说
这话的光武帝对严光的倨傲也很宽容。因此，若据李贤义，这四人难称“隐居”。
其他“逸民”除了井丹对权贵不逊以外，也没有可称“放言”的例子。
以上说明两件事：第一，“放肆其言，不拘节制”不是“逸民”的普遍特
征。第二，“隐居”作“不言世务”解比较说得通，“隐居”也不是“逸民”专有
的特征。
总言之，范晔的“逸民”和“隐者”主要特征是拒仕或逃仕，他们在野，但
未必隐匿山林，范晔也常称他们有“节”或守“志”。

三、《高士传》之“高士”

以下是对嵇康和皇甫谧“高士”特征的观察。
嵇康所辑的 27 名汉代“高士”，有 23 人无官职或不仕， 只有 4 人接受官
职。
93
不仕者当中有半数以上（17 人）还以各种方式抗拒入仕，方法有巧言婉拒
（薛方），谦辞婉拒（郑均），称病（韩福、蒋诩、孔休），闭门不出（井丹、逢
真、田生），避地（李邵公），自污为巫、医、商、诈狂、犯法与官婢通，涉入诉
讼，以求免官（安丘望之、司马季主、王遵、髙凤），改行治车为业（求仲、羊
仲）等，甚至绝食而死（龚胜）。居官的 4 人，除了尝为贱役的孔嵩 1 人不拒仕，
其余不是不乐为吏便是曾拒仕。

92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 〈季氏〉第 16。
93
嵇康所辑的 27 名汉代“高士”，无官职的有河上公、绛父、求仲、羊仲 4 人；拒仕者有
安丘望之、司马季主、逢萌、尚长、徐房、李昙、王遵、班嗣、蒋诩、李邵公、逢真、薛
方、井丹、郑均、龚胜、田生、韩福、孔休、髙凤 19 人，不仕或无官职者总计有 23 人。
仕者 4 人是：司马相如、孔嵩、董仲舒、扬雄。嵇康《圣贤高士传》，见顾廷龙编《续修
四库全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第 120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以及戴
名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5
皇甫谧所辑的 56 名汉代“高士”则清一色是不仕者。这些不仕者最少有 24
人逃仕，包括避居深山远地（四皓、姜肱、台佟、韩顺、向长），迁居（闵贡），
上路应辟半途逃跑（韩康），变易姓名（梁鸿、严光），称病道老（牛牢、姜歧、
田何），闭门不出（张仲蔚、法真、袁闳），责骂征召者（鲁二征士），酣饮游奔
不之官（李宏），改业为卜、医（安丘望之、严遵），或向帝王自陈本志（胡昭）
等。可见“高士”的主要特征是拒仕和逃仕。
皇甫谧也和范晔一样常说“节”。皇甫谧说其“高士”闵贡世称“节”士，
还有梁鸿有高“节”，申屠蟠有名“节”，挚峻和王霸有清“节”，任棠有奇
“节”，成公不屈“节”。
94

皇甫谧说闵贡是“节”士的时候，同时说闵贡“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
也”，
95
可知皇甫谧视“洁清”为“节”，但“洁清”指的又是什么？这必须看
闵贡是个怎样的人方能推知。皇甫谧写闵贡不受任何馈赠，以及闵贡发现司徒侯霸
对他只是辟而不用时便弃官。
96
既然皇甫谧对比闵贡和范晔“逸民”周党的“洁
清”程度，我们也应该看周党如何“洁清”法。范晔写周党把失而复得的家财悉数

散与宗族，以及周党向光武帝陈其不欲仕之志。如此看，闵贡和周党共有的两个特
征是拒仕和轻财。
。
98



上文已说范晔称“节”的“逸民”和非“逸民”皆拒官，轻财的例子只有鲁
连，
97
余者没有提到财的问题，因此这些有“节”者的共同之处只能是不受封，
不为官，因此，“节”若为他们的共同精神，“节”指的是不事王侯的不屈之志。
皇甫谧自己说的话也可支持此说，皇甫谧说其“高士”持难夺之“节”时，同时说
拔俗之主全他们之“志”，并且指明其所谓的“志”和“节”就是“执不回之
意”
不过，有“节”的鲁连和郑均也是嵇康“高士”，却没有被嵇康以“节”形
容，但这不能动摇以上之说，因为嵇康不说“节”。
99
嵇康的“高士”特征与皇
甫谧的“高士”特征相似，只是不用“节”这个形容词罢了。
接下来看“高士”有无品德和“隐处”的特征。
先看品德。“高士”的确有品德，如姜肱孝友，申屠蟠不负友人所托，送友
柩归乡等，但这样的品德非嵇康和皇甫谧所特别强调。嵇康的“高士”只有韩福一

94
皇甫谧《高士传》，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48 册（台湾：商务
印书馆，1986 年），页 101， 102，104， 105， 106， 108， 110。
95
皇甫谧《高士传》，页 104。
96

范晔也记闵贡事，但不在〈逸民传〉内，其所述闵贡事迹，和皇甫谧《高士传》相同。
97
平原君欲赠千金，鲁连答说他替人排患释难解纷乱，非有所取，并不是要为商贾之事，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 83〈鲁仲连邹阳列传〉，页 976。
98
皇甫谧说其“高士”老子、顔回、原思、榮启期、黔娄、段干木、老莱子、严遵、四
皓、郑朴等人持“难夺之节”，说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皇甫谧〈释劝论〉，见严可
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2 册《全晋文》卷 71（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1871。
99
嵇康说怀“德”。
26
人以“德行”征，
100
可是韩福除了“终身不仕”以外，没有其他事迹。化德的范
晔“逸民”逢萌虽然也是嵇康的“高士”，不过，嵇康未记任何化德的事，只说逢
萌“怀德污行，不仕乱世”，而且与逢萌一起“怀德污行，不仕乱世”的人还有徐
房、李昙、王遵，
101
其余三人都未见化德的描述，这三人与逢萌的共同点是不
仕，王遵为了拒仕还不惜犯法自汙，嵇康所说的怀“德”之“德”，应该不是化德
的事，而是“不仕乱世”。我们不可说嵇康完全不说品德，也不可说嵇康不欣赏其
“高士”的品德，但我们绝对可以说嵇康是以其“高士”的不仕乱世为高的。
皇甫谧除了替嵇康“高士”韩福多记了一条“修孝弟以教乡里”的美行以外
（此记也多半欲补充说清楚韩福如何以“德行”征），
102
不特别强调化德的事。
除了韩福，皇甫谧提到化德的“高士”只有“里中化之”的李弘。
103
“高士”管

宁的确在辽东化德，可是记录此事的是《三国志》〈魏书〉，管宁如何德化乡里，
皇甫谧无一字提及，只说乡人崇敬管宁，“郡国图形于府殿”。
104
对“乡人画其
图形”的另一“高士”任棠，
105
皇甫谧也没有描述任何化德事迹；可是，皇甫谧
特别说管宁不就征命，特别说任棠诏征不至，皇甫谧也特别指出韩福和李弘的拒仕
行为，可见“高士”虽然有德，他们受皇甫谧注意和颂美的地方是拒仕。
若看皇甫谧的“高士”定义，可知皇甫谧称他们“高士”有别的原因。皇甫
谧说“高士”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的“高让之士”。
106
皇甫谧说
牛牢“被发称疾，不答诏命，不与帝友”，光武帝美之为“真清髙士也”；皇甫谧
说徐穉五举孝亷贤良，连辟公府，公交车三征都不就，郭太称他为“高士”。这都
说明“高士”之高，高在“身不屈于王公”，或者“不答诏命”。何况“高士”东
海隐者以王良受官为耻，终身不纳王良，对东海隐者此举，皇甫谧说“论者高
之”。
107
这是皇甫谧以不仕者为“高士”的明证。因此说“高士”之称“高”，
是“高”在不仕。
再看“隐处”。如果看居处，嵇康的“高士”居于山中的只有 2 人，
108
避
居远地的只有 1 人，
109
居家者有 14 人，
110
居家者人数已经超过总数 27 人之一

100
嵇康《圣贤高士传》，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
415。
101
嵇康《圣贤高士传》，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页 418，和顾廷龙编《续修四库全书》
（玉函山房辑佚书）第 1204 册，页 48。
102
皇甫谧《高士传》，页 101。
103
同上，页 103。
104
同上，页 111。
105
同上，页 108。
106
皇甫谧《高士传》序，见永瑢、纪昀撰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第 448 册（台湾：
商务印书馆，1986 年），页 86。
107
皇甫谧《高士传》，页 106。
108
韩福和尚长居于山中。
27
半。其中司马季主、班嗣、井丹、王真等数人还住在京师或近京城之地。嵇康的汉
代“高士”可谓少有居于深山偏远之地，他们大多是家居者。
皇甫谧的“高士”有更多人居于深山（共有 18 至 20 人，包括 1 名穴居
者），
111
居于河边有 2 人，
112
浮海远避的有 4 人。

113
可是隐闭于家，终老于家
者仍有 13 人，
114
其中有 3 人还住在城邑内。山居和远迁者与家居者的人数相近
（18-20 人：13 人），因此，我们可说皇甫谧“高士”仍保有居家的特征。
如果看行踪，嵇康“高士”最终不知所在者仅司马季主和尚长 2 人。皇甫谧
“高士”未知所终者仅向长 1 人，自隐姓名者有 7 人。
115
虽然嵇康和皇甫谧都把
《论语》所载姓名不详，身份微而不显的”隐者”视为“高士”。可是，无论是嵇
康还是皇甫谧，他们所辑的莫知所终者和身份卑微不显，姓名无存者人数都很少。
既然嵇康和皇甫谧“高士”大多是家居者，住在隐蔽地方的不多，身份卑微
不显，姓名无存，行踪消灭者也很少，因此“高士”难称“隐处”。
最后看“隐居放言”。皇甫谧所谓“遁居”、“隐居”的“高士” 王霸、任
棠、申屠蟠、姜歧都不住隐蔽处，可是逃仕。因此“遁居”、“隐居”和居住地点
没有关系，只能如孔子所说，和求“志”的目的有关系。
至于“放言”，嵇康“高士”和皇甫谧“高士”能称“放言”的都不多，如
果不计汉以前的狂接舆（陆通），嵇康“高士”只有井丹一人，皇甫谧“高士”则
有王霸和严光。
最后看嵇喜所说的“圣贤、隐逸、遁心、遗名”所形容的是什么特征。
先看“圣贤”。先看在嵇喜和嵇康之前的孔、孟怎么说“圣贤”。
孔子告诉其弟子“逸民”伯夷、叔齐是“贤人”，
116
而伯夷、叔齐逃居
位。《论语》“贤者避世”章说“贤者”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看注疏家所举
出的“贤人”，多包括逃仕的伯夷、叔齐，其他被指为“贤者” 的人物，不管是
被视为“逸民”的 、还是视作“隐者”的，都拒仕，要不然便居下位。
孟子称《论语》“逸民”伯夷（可包括叔齐）和柳下惠为“圣”。孟子说伯
夷是“圣”之清者，因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天

109
李邵公迁居河西。
110
居家的是司马相如、安丘望之、蒋诩、逢真、薛方、井丹、郑均、龚胜、田生、董仲
舒、韩福、孔休、扬雄、髙凤等。逢真也作王真，见李昉《太平御览》卷 510 逸民部 10，
页 2321。根据传记描述，这些居家者没有住在偏远静僻地方的迹象。
111
山居的 18 人是：四皓自匿蓝田山、商雒、地肺山、终南山，挚峻隠于岍山，韩顺隠于
南山，严光耕富春山，梁鸿入霸陵山，高恢隠华阴山中，台佟隠武安山中峯，凿穴而居，
韩康遯入霸陵山中，矫慎隠遯山谷，马瑶隠于汧山，贽恂隠于南山之阴，夏馥翦须变服易
形入林虑山，庞公居岘山之南，携其妻子登鹿门山，胡昭隠陆浑山，还有任安（所隐山名
未详）。如果耕于岩下的郑朴也算是山居者，山居者还可增至 19 人。
112
居于河边者是河上丈人和焦先。
113
浮海远避者是姜肱三兄弟和管宁。
114
家居的 13 人是：张仲蔚、法真、袁闳、郑玄、宋胜之、田何（杜田生）、韩福、向
长、牛牢、郭太、乐臣公、李宏、闵贡。
115
这 7 人是黄石公、鲁二征士、成公、彭城老父、东海隐者、汉滨老父。
116
《论语》〈述而〉第 7。
28
下不清便不仕。孟子说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因为柳下惠遭黜，不辞官也不拒
仕，而能坚持其“我”。孟子还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因为孔子“可以处而处，
可以仕而仕”，能随“时”以应变。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因为伊尹“治亦
进，乱亦进”，以天下之重自任。

117
孟子所言之四种“圣”都和仕宦选择有关。
嵇康的“高士”情况相同，因此嵇康称其“高士”为“圣贤” ，理由和
孔、孟一样，佳美他们面对仕宦问题时坚守立场。
皇甫谧的“高士”管宁号“贤”者，袁闳称“至贤”，还有任棠、挚峻和郑
朴也都被乡人图形膜拜。这几人有“圣”名，又受人尊崇膜拜，可说有近“圣”的
地位。既然逃仕的伯夷称“圣”之清者，皇甫谧“高士”全都坚决拒仕，当可与
“圣”之清者伯夷相比，当得起“圣”名。
以上说明逃仕、不仕的“逸民”、“贤者”和“高士”可称“贤”或称
“圣”。
其次看“隐逸”。既然嵇康和皇甫谧的“高士”特征是拒仕、逃仕、弃官，
嵇喜所谓的“隐逸”，应该便是指这样的仕宦决定。
接着看“遁心”。由于皇甫谧和嵇康的文字不言“遁心”，“遁心”之义较
难测。若设想“心”便是“志”，“遁心”大约也可作“高士”之心志已逃遁，故
王侯不能掌控之解。
最后看“遗名”。
皇甫谧的“高士”有许多不重视或不热衷于“名”与“荣禄”的例子，如张
仲蔚“不治荣名”。
118
挚峻在司马迁劝仕进，跟他谈立德、立言、立功的必要
时，答说：“名不可以苟得”。
119
挚峻虽没说不欲名，或者不屑名，但至少显示
了不急于求名的态度。成公在成帝告诉他帝王能“贵人”、“富人”以后，选择自
隐姓名。
120
丘欣告诉有意请他担任功曹，举他为孝廉的郡守说：郡守给他的“荣
禄”是他“所不用”的，
121
换句话说，他不要对他无所用的“荣禄”。扩而言

之，皇甫谧其他拒仕的“高士”既然可以放弃仕宦事业，应该也和张仲蔚、挚峻、
成公、丘欣一样不重视仕宦所带来的荣名与俸禄。
嵇康没有说“遗名”，不过，“高士”既然放弃官爵，当然是“荣禄”可抛
的。如此看，“高士”轻视“名”或“荣禄”，对高官厚禄不动心的态度，应该便
是嵇喜所谓的“遗名”。
以上观察说明嵇康和皇甫谧的“高士”最彰显的特征是拒仕、逃仕，不管他
们称不称“节”，这也是他们与《论语》“逸民”、“隐者”、“贤者”，范晔的
“逸民”、“隐者”共通的地方。


117
焦循《孟子正义》〈萬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672。
118
皇甫谧《高士传》，页 101。
119
同上。
120
成公说：“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
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同上，页 102。
121
同上，页 107。
29
对“高士” 之“圣贤”、“隐逸”、“遁心”、“遗名”之义的探讨结
果，也显示“圣贤”、“隐逸”、“遁心”、“遗名”皆指向“高士”拒仕、逃仕
的特征，而且嵇康和皇甫谧都以其“高士”之拒仕与逃仕为圣，为贤，为高。
“高士”大多不住在隐蔽处，“高士”多非身份卑微者，不是姓名无存者，
不是莫知所终者，较常见的是深自隐闭于家，或者为了逃仕而有所避。因此，应该
注意的是他们为了逃仕而有所避的特征，至于“隐居”或“遁居”与否，倒是次要
的。他们也少有“放言”高论的。

四、《晋书》〈隐逸列传〉之“隐逸”者

《晋书》〈隐逸列传〉所记 47 名“隐逸”者，只有祈嘉 1 人不拒官职，欣
然为儒林祭酒，允许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独拜其床下。
122
余者有 9 人无官职，37
人拒仕，或者一度居官，但后来弃仕。
123
这 46 名无官，拒仕或者弃仕的“隐
逸”者当中，便有 39 人尝试通过各种方法逃避受官，手段包括婉拒（夏统、郭
翻、刘驎之、张忠、郭荷），闭门不见（泛腾、任旭），称聋（龚壮），称病（韩
绩、孟陋、邴郁、索袭、龚玄之、元嘉），称老（刘鲕、翟汤），不答不应或固辞
（董京、伍朝、谯秀、翟庄、翟矫、翟法赐、谢敷、戴勃、戴永），坚拒的或严词
表明立场（郭琦、郭瑀），或不食（辛谧、宋纤）或不言（杨轲、公孙凤），或诈
狂（公孙永、范粲），或逃入山中或他处（朱冲、陶淡、戴逵），或者弃官而走
（董养、陶潜）。遭黜的例子有郭瑀，
124
可见《晋书》“隐逸”者最明显的特征
也是逃仕、拒仕、弃仕。

《晋书》撰者也以“节”形容他们的不屈，如辛谧说拒尧的许由有清高之
“节”，
125
如夏统拒贾谧时自比伯夷、严遵、黄公，说自己和他们一样有高
“节”，
126
可见王公不屈的精神都被范晔、皇甫谧和《晋书》撰者称为“节”。
何晏当然很可能也在《论语》“逸民”身上看到这种精神而说他们“节行”超逸。
接下来《晋书》“隐逸”者是否有品德和“隐处”。

先看品德，《晋书》撰者已说“隐逸”者可“激贪止竞”，也记载了“隐
逸”者化德的事迹。如说朱冲“所居成化”，路不拾遗，村无凶人，连羌戎都“奉

122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6。
123
无官职的 9 人是：孙登、董养、霍原、鲁褒、郭文、公孙凤、公孙永、石垣和瞿硎先
生；拒仕或弃仕的 37 人是：董京、夏统、朱冲、范粲、范乔、鲁胜、郭琦、伍朝、泛
腾、任旭、龚壮、孟陋、韩绩、刘鲕、邴郁、谯秀、翟汤、翟庄、翟矫、翟法赐、郭翻、
辛谧、刘驎之、索袭、杨轲、张忠、宋纤、谢敷、郭荷、郭瑀、戴逵、戴勃、戴永（戴
颙）、龚玄之、元寿、陶淡、陶潜。
124
郭瑀谏言不受纳，大哭，不与人言，不食七日，旦夕祈死，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
列传〉，页 2455。
125
辛谧说：“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同上，页 2447。
126
夏统说自己：“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太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
节”，同上，页 2429。
30
之若君”，如说刘鲕“化流邦邑”，范乔感化盗斫其树的邑人。
127
有的“隐逸”
者还能令盗贼敬畏或敬服，如翟汤亷让，不受馈赠，
128
贼寇闻其名徳皆不敢犯，
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欲劫霍原为其主事。
129
其他如氾腾散家财以施宗
族，郭翻把自己所种稻谷及渔猎所得，悉与有求者。郭文虽居穷谷山林，食有余

榖，亦恤穷匮，助人取卖遭遗杀之大麀鹿，分文不肯取，夜为寄宿的猎者担水，而
无勌色。刘驎之“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营棺殡送孤姥等，
130
如果说这些义行便是颜师古所指的“德”，那么，《晋书》〈隐逸列传〉之
“隐逸”者是有“德”者。

这些德行皆令人敬服，不过，若计算这些可“激贪止竞”人物的数目，不可
说多。因为《晋书》〈隐逸列传〉说化德的“隐逸”者有八人，只占 17 %，
131
与
范晔“逸民”相比，范晔说“逸民”化德的有六人（占 23.1 %），
132
《晋书》
〈隐逸列传〉化德的“隐逸”者百分比比〈逸民列传〉的还低。化德的事也不一定
在所有“隐逸”者的事迹中可见到。何况如前述，在非“隐逸”者的群体里，也有
品德高尚，受民爱戴的人物。
此外，虽然《晋书》撰者说“隐逸”者高尚和“激其贪竞”，
133
仔细读其
文字可知《晋书》撰者说其“隐逸”者高尚的赞词是“杜絶人事”、“啸咏林
薮”、“贞白之轨”和“出尘之迹”。“杜絶人事”说的是不仕的状态，“出尘”
和“贞白”虽也可形容其他出众的特征，但因为这整段赞美的话都在说不仕的状
态，所举的两个例子谯秀（元彦）和江惇（思悛）皆不仕者，故只能是说他们的拒
仕行为“出尘”和“贞白”，至于“啸咏林薮”，正是传中一些不仕者所做的事。
无论如何，这些概括性的话不太可能指仅占 17 %人物具有的特征（化德）。不
过，我们仍不可免地看到这些赞誉之词偏向颂“隐逸”者离世、出俗的一面，这与
我们的观察不符，因为“隐逸”者总数 47 人，凿石穴居者、莫知所终者、没有姓
名者合计不超过 7 人，如果要说特征，仍然是以拒仕、逃仕、弃官，或者居下位的
特征最显著。

127
同上，页 2430，2433，2444。
128
始安太守干宝遣船饷翟汤，翟汤货易绢物寄还。干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同上，页
2445。
129
同上，页 2435。
130
同上，页 2440，2446，2448。
131
这八人是朱冲、刘鲕、范乔、霍原、翟汤、郭翻、郭文、泛腾。
132
这六人是逢萌、马瑶、韩康、周党、梁鸿、高凤。
133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26。
31
再看“隐处”。《晋书》“隐逸”者山居的有 18 人，
134
可是并不山居的，
终老于家者的人数更多，几乎居半，有 22 人，
135
而且他们并不特别选择住在隐
蔽处，如戴逵住在高官、富者在山水至极之地所建的别馆内。
136
山居者也不离
群，如孙登、公孙永、公孙凤、石垣、瞿硎先生都有仰慕者（包括高官名儒）与之
交谈往还，张忠还有大批门徒和追随者朝夕与共，进行宗教膜拜活动。居家者当
中，还有住在人来人往的官道之侧的，如刘驎之。山居者当中，真正为逃仕而入山
匿迹的只有朱冲和陶淡两人，朱冲还是暂时权宜地躲一躲，并非藏身深山。凿石穴
居的只有 4 人，

137
居无定所的 1 人，
138
那些因形迹湮灭而莫知所终者，或者没
有姓名的，也不过是 5 至 7 人左右。
139
不拒官的祈嘉和“隐”字可以联系的地方
只是他夜里曾经听见“隐去来，隐去来”的呼声，
140
过后便弃家逃去敦煌积学。
因此，《晋书》“隐逸”者大体难称“隐处”。

最后看“隐居放言”的特征。
《晋书》撰者说其“隐逸”者“隐居”的只有宋纤一人。说霍原“隐居”的
是与霍原同时的李重。
141
〈隐逸列传〉以外的人物也称“隐居”的还有王祥、孙
楚、台产，可见《晋书》所记之“隐逸”者和非“隐逸”者的分别不在“隐居”，
而且《晋书》撰者和李重说“隐居”时注意的地方不同，《晋书》撰者说居住环
境，李重说目的和求“志”。理由如下：
这“隐居”的五人中有三人（宋纤、霍原、孙楚）不欲仕或曾想不做官，其
余两人一为避难（王祥），一为修秘术（台产）。若看“隐居”的目的，《晋书》
撰者记录了李重说霍原“隐居求志” 之语，但未说其余人物“求志”。不过，宋
纤宁可死也不受官，也可谓“求志”，符合孔子所说“隐居”以求志的只有宋纤和
霍原。像宋纤、霍原一样的许多《晋书》〈隐逸列传〉中的“隐居”以求志者都不
称“隐居”。看这称“隐居”五人的居处，则宋纤、霍原和台产住山中，王祥住远

134
山居 18 人的居处详情是：孙登居郡北山土窟，朱冲闻诏书至则逃入深山，霍原山居，
郭文入呉兴余杭大涤山，以及临安山中，翟汤隠于县界南山，杨轲隠于陇山，公孙凤隐于

昌黎之九城山谷，公孙永隠于平郭南山，张忠隠于泰山，凿池为窟室，宋纤隠居于酒泉南
山，郭荷居张掖东山，瞿硎先生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石室，谢敷入太平山十余年，隐于东
山，郭瑀隠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戴逵徙居会稽之剡县和呉武丘山别馆，戴勃游居桐
庐县东大溪山水至极之地，陶淡结庐居长沙临湘山中，后转逃罗县埤山中，陶潜居庐山。
135
居家 21 人是范粲、范乔、郭琦、伍朝、鲁褒、泛腾、任旭、孟陋、韩绩、刘鲕、邴
郁、翟庄、翟矫、翟法赐、郭翻、辛谧、索袭、元嘉、龚玄之、龚壮、刘驎之。鲁胜居处
不详，但一生穷于研究典籍和著述，应也是居家者，故居家者总计 22 人。
136
郗超在会稽剡山办百万资，为戴逵造宅。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
语笺疏》〈栖逸〉第 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 660。戴逵还常至呉国内史
王珣在武丘山的别馆，与王珣游处积旬，见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8。
137
凿石穴居者是孙登、张忠、郭瑀、瞿硎先生。
138
石垣居无定所。
139
孙登、夏统、董养、董京和石垣不知所终。这 5 人以外，还有陶淡初入罗县埤山中，后
来则莫知所终，再加上坐于石室，不得姓名的瞿硎先生，这类人物总计 7 人。
140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6。
141
李重上书推荐霍原之语，见房玄龄《晋书》卷 46〈李重传〉，页 1312。
32
离战乱的平静地区，孙楚欲“隐居”而事未行，孙楚所憧憬的欲隐居之处是可“枕
石漱流”之地。
142
孙楚所谓的“枕石漱流”环境也正是《晋书》撰者所描述的宋
纤佳美山居生活环境，可见《晋书》撰者所说的“隐居”和僻静、偏远的地点（可

能还是山水幽美的）比较有关系，比较偏离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
其道”之义。可见从《论语》的时代起，经西晋李重的时代，至刘宋范晔写〈逸
民〉时，“隐居”以求其志，以求行义达道的说法可谓大致不变，可是，到了唐代
《晋书》撰者说“隐居”的时候，“隐居”之义，已经与求义的目的分离。
至于“放言”的特征，不少《晋书》“隐逸”者的生活起居和言行怪异，有
别于常人，可是没几个“放言”者。夏统自言自己有“大禹遗风，犹太伯之义让，
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
143
这话还是为了宣称自己的不仕之志而说的，并不
比范晔“逸民”戴良、王霸、井丹或严光更“放”或更倨傲。陶潜的嗜酒行为和拒
见刺史王弘也难称“放言”。陶潜除了从未刻意闭门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从未发酒
疯，更罕见激烈骇俗的言论，何况论者已证陶潜的嗜酒和倨傲形象是史传作者塑造
的结果。
144

以上观察说明《晋书》“隐逸”者和范晔之“逸民”与“隐者”，《论语》
之“逸民”、“隐者”与“贤者”，以及嵇康和皇甫谧的“高士” 的共同点和最
彰显的特征便是拒仕、逃仕、弃官，或者居下位，他们王公不屈的精神也常称有
“节”或有“志”。

第四节 选取标准与研究对象之确立

一、“隐逸”类人物的共同特征

以上所观察的可称“隐逸” 者原型人物共有的、最彰显的特征是拒仕、逃
仕、弃官、无仕志，促成这特征的精神也被何晏称为“节行”，被范晔、皇甫谧和
《晋书》撰者称为“节”，有“节”者往往称守“志”。这些人物很少“隐处”，
家居者更为常见。其他特征如身份卑微、姓名不详、行踪隐匿等则非普遍的特征，
并不是放诸所有人物都准的，人数也不是最多的。
这些人物也很难称“隐居放言”。首先是这类人物与非“隐逸”类人物的差

别不在“隐居”，因为他们未必都“隐居”，而非“隐逸”类人物也有“隐居”


142
房玄龄《晋书》卷 56〈孙楚传〉，页 1543。孙楚由于未拒仕，故不被本文纳为研究对
象，不过，由于本文讨论“隐居”，因此仍然观察孙楚“隐居”的情况。孙楚所说的“枕
石漱流”，也是彭羕形容“处士”秦宓之语，见陈寿撰， 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10《蜀
书》〈彭羕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页 995。
143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29。
144
齐益寿〈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见《郑百因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页 109-159；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见《台大中文学
报》第 12 期，2000 年 5 月，页 5-36；Wendy Swartz, “Rewriting a Recluse: The Early
Biographers’ Construction of Tao Yuan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6 (Dec., 2004), pp.77-97.
33
的；不过，要是“逸民”、“隐者” 、“高士”称“隐居” ，他们有求“志”的
目的。这类人物“放言”的也很少，尽管他们对不满的现象仍有所批评，可是，他
们的言论难称“放”，宣泄不满的方式也平常，不外写诗著书，告诉家人友朋。
这些原型“隐逸”者的品格高尚，有的道德感化力量大，当称有德者，称圣
亦无愧，也赢得百姓和记录其事迹者的一致赞美，不过，除了他们，居官者当中也
还有道德高尚，赢得百姓爱戴的人物，因此，单凭高尚的人品无法帮助我们辨认
“隐逸”者，何况记录他们的事迹者，不论是史家或是传记作者，都以他们的不仕
为高。
至于范晔“逸民”的逃名和《高士传》撰者所说的“高士” “遗名”也是
“隐逸”者的特征之一，不过，这个特征是否是所有“隐逸”者都有的，是我们确
认了“隐逸”者以后必须要求证的。

二、主要特征的再确定：字义之思考

既然“隐逸”者原型人物在《论语》里称“逸民”和“隐者”，如果我们假
设称谓多少反映被称呼者的特征，我们可看“逸”和“隐”之义是否也含有拒仕、
逃仕、弃官、无仕志的意思，或是反映别的特征。
先看许慎、段玉裁如何解说“逸”和“隐”。对于“逸”字，许慎解为
“失”，段玉裁则说是“亡逸”、“逸游”、“暇逸”。
145
对于“隐”字，许慎
说“隐”便是“蔽”，而解“蔽”为“小”，
146
段玉裁也解“蔽”为“小则不可
见”，
147
这也就是说，“隐”有“小”、“小则不可见”的意思。
以下看这些解释和我们对“隐逸”者特征的观察有什么出入。

（一） “逸” 之义

首先看“逸” 之义。“逸”有“失、亡逸”和“逸游、暇逸”二义。
范晔之“逸民”“不事王侯”，“不事王侯”便是不受王侯掌控，也便是自
王侯掌控内逃逸出去，而且范晔说“逸民绝尘不反”，
148
已经有王侯“失”之，
或“逸民亡逸”之义。
《晋书》〈隐逸列传〉之“隐逸”者也是“不屈其志”者，
149
《晋书》撰
者说他们是晋室欲从岩穴、窐衡里“旁求”的“隐逸”者。
150
这些人物既然必须

145
许慎说：“逸，失也”，段玉裁则说：“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为逸游、为暇逸”，许
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10 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473。
146
许慎说：“隐，蔽也”，许慎也说：“蔽，小艸也”，同上，14 篇下及 1 篇下，页
734，40。
147
段玉裁说：“蔽，茀小貌也，小则不可见”，同上，14 篇下，页 734。
148
范晔说：“盖录其绝尘不反”，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39。
149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63。
34
“旁求”，必须到岩穴、窐衡里去挖掘，可见也是脱出于王侯指掌间的人物。故
《晋书》撰者说“隐逸”时，应该也认为这些人物不受王侯掌控，为王侯所
“失”，从此“亡逸”的情形便是“逸”。
我们可参考仰慕“逸民”而美“高士”的嵇康的想法。嵇康曾说察觉自己
“重增其放”，以及“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
151
嵇康以“放”和“任
逸”并言其情，可见嵇康说“任逸”时，其意指“放”。嵇康的话说明“任逸”、
“任”或“逸”都可有“放”之意。若“逸”可作“放”解，放的结果当然很有可
能不反，以致亡失。
接下来看“逸”之“逸游”、“暇逸”义。
范晔的“逸民”虽有向长、禽庆游名山，有梁鸿、严光等渔钓、弹琴、吟咏
看似悠闲，但这些活动仅其生活中一小插曲，优游并非其生活之全部或目的，何况
梁鸿、向长生活穷窘，向长还必须等到儿女婚嫁事毕之后，方才得以游名山。

152

“优游”的戴良必须尽父亲的责任，教育并安排女儿的婚事。范晔的“逸民”仅周
党一人家产千金，而周党散尽家财，“短布单衣”，并埋首著述，未见“逸游”。
韩康家世著姓，却必须卖药为生。法真出身官宦之家，但拒仕以研习、教授典籍，
他们的生活都不“暇逸”。
嵇康的“高士”只有“家累百金，优游自乐”的李邵公和“内足于财”的班
嗣较有条件“逸游”，可是嵇康没有描述他们“逸游”。其他“高士”不是必须谋
生，如高凤躬耕，安邱望之为巫医，司马季主卜算，就是贫穷，如田生居茅屋，他
们都不“暇逸”。皇甫谧的“高士”群里同样有必须谋生计的，如梁鸿、严遵，也
有贫穷的，如张仲蔚、闵贡，未见可称“逸游”的人物。
《晋书》〈隐逸列传〉说刘驎之、郭文、戴逵、戴勃、陶潜好游山水，这几
人比较能称“逸游”。刘驎之是冠冕之族，其“好游山泽”的嗜好还使他入深山而
忘反、甚至失道，有了类似陶潜所描述的渔人发现桃花源的遭遇。
153
不过，刘驎
之在游山泽以外，还照顾往来官道投寄他家的人，以及处理群小厮伍、贫孤者的婚
娶葬送之事，不见得“暇逸”。郭文“每游山林弥旬忘反”，
154
可是郭文游历名
山是在其少年时代，后来则独居穷谷无人之地，过与猛兽共处的生活，还被王导引
居西园“供养”。陶潜游观庐山，却穷困得必须勉强为小吏，其所乐是高卧北窗之
下，享受夏月清风。
155
只有戴逵、戴勃父子生活富裕，有“逸游”山水的条件。

150
“征聘之礼贲于岩穴，玉帛之贽委于窐衡”，以及“自典午运开，旁求隐逸”，同上，
页 2425-2426。
151

嵇康说：“吾每读尚子平，台孝感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不渉经学，又读老
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戴明扬
《嵇康集校注》，页 116。
152
与向长共游名山的禽庆事迹不详，只知他曾因不支持王莽而弃官，见班固撰，颜师古注
《前汉书》卷 72〈王贡两龚鲍传〉，页 1014。
153
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48。
154
同上，页 2440。
155
同上，页 2463。
35